新中国成立后，张闻天问王稼祥：我始终想不明白，我军只有3万人马，凭什么能战胜几十万强敌？王稼祥得意一笑：“就凭毛泽东的一副对联！这可是我军战胜强敌的一大法宝！” 王稼祥搓了搓手，目光落在墙上那副已经褪色的对联上，字迹有些模糊了，“老张，”他开口，声音里带着老年人特有的沙哑，“我最近老琢磨一件事，你说1935年那会儿，我们红军人那么少，枪那么破，对面是几十万美械装备的国军，这仗到底凭什么打赢的”。 张闻天推了推老花镜，顺着他的目光看去，那副对联静静挂着“答案，不就在那吗”他轻声说，王稼祥点了点头，思绪一下子被拉回到了那个冬天。 1935年1月，贵州遵义，红一军刚经历湘江惨败，从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军心散了意见也乱了套，到处都是争吵和迷茫，就在这间屋子里，他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对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话不多，但眼神沉稳得像一口深井。 会议上，当争论达到顶点时，王稼祥做出了一个决定，他站了起来，把最关键的一票，投了出去，支持毛泽东，“那一票，投下去的时候，手是抖的”王稼祥回忆道，语气平淡，“但心里，反而踏实了，我看到了一种不一样的东西，一种能把大家重新拧成一股绳的东西”。 这一票，撬动了历史的齿轮，毛泽东开始主导军事指挥，而王稼祥被派往红四方面军，成了政治部主任，接下来的长征路，成了一本用血与火写就的教科书，爬雪山，过草地，每一步都是绝境。 毛泽东的指挥风格在那时显现出惊人的力量，该撤退时绝不犹豫，该集中时雷霆万钧，这种能进能退的智慧，让红军在夹缝中不断寻找生机，但光有正确的路线，还不够。 “最艰难的时候，队伍里弥漫着一种东西，叫‘熬’”王稼祥说，“不是信仰的熬，是看不到头的熬，警惕性松了，纪律也散了，官兵之间的话都少了”他顿了顿，“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写了这十六个字”。 严阵以待，从严治军，戒骄戒躁，以身作则，张闻天接过话头，声音里带着感慨：“我听说，你把这十六个字印成传单，发到每一个连队”，“不止是印，”王稼祥的眼中闪过一丝光亮。 “是要让每个字都落地，开会学，行军路上也学，我自己就带头去做，和战士们一起挖壕沟，一起抬伤员，官不离兵，兵不离枪，慢慢地，队伍里那股‘熬’的劲头，变成了‘拼’的劲头”最惊险的考验在金沙江畔。 前有天险，后有追兵，内部又有分歧，不少人觉得冒险，主张缓一缓，毛泽东反复掂量着“戒骄戒躁”四个字，没有强压，而是把几个主要干部叫到身边，一点一点分析，一遍一遍说服，最终，整个指挥层统一了思想，果断出击，跳出了包围圈。 “走在草地里，泥浆没过膝盖，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默默补上”王稼祥喃喃道，“那时候，‘严阵以待’已经不是口号了，是本能，是每个人都咬着牙，相信跟着走，就有活路”。 1937年，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王稼祥惊讶地发现，其他部队的带兵方式，也悄然发生了变化，那些简单有力的原则，不知何时已经像种子一样，撒进了整支军队的土壤里。 “所以你看，”张闻天总结道，声音低沉有力，“国民党的兵是多，钱也多，可从上到下烂到根了，我们的兵少，但每个人都知道为什么打仗，该怎么打仗，这笔账，不是用人数和装备能算清的”。 屋里的光线暗了下来，夕阳的余晖给对联镀上了一层淡金色，两位老人沉默良久，仿佛又回到了那段峥嵘岁月，“得讲给孩子们听啊，”王稼祥最终说，“不是讲我们多能打，是讲清楚，那种纪律，那种信仰，是怎么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没有那个，什么胜利都是空中楼阁”。 张闻天起身，拍了拍老友的肩膀，那段历史，连同那副对联承载的分量，都清晰地留在了这个冬日的黄昏里，等待被更多人记起、理解，并传递下去。信息来源：中国军网《春联抒豪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