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闺蜜是学心理学的 她听了秦晓宇说的这段话，立刻判定赵箫泓此人绝非善类，是坏人中的坏人！ 秦晓宇说：“我先后跑了十几所监狱，在女子监狱采风时接触到监狱文艺队的服刑人员，我挨个问大家愿不愿意接受纪录片拍摄，绝大多数人都拒绝了，他们害怕曝光后给家人带来负面影响，留下污点，只有赵箫泓非常爽快地答应了。” 一个在押人员，面对镜头的第一反应不是恐惧，而是兴奋。 这本身就不正常。学心理学的闺蜜告诉我，正常人犯下大错后，内心会有强烈的羞耻感和对家人的愧疚感。那些拒绝拍摄的服刑人员，她们的反应才符合人性本能——怕连累孩子，怕父母抬不起头。 可赵箫泓呢？她简直像是等了很久这个机会。一个杀死自己丈夫的女人，在监狱里不但不反思，反而急着要把自己的故事搬上银幕。 这种心理素质，说好听点是“强大”，说难听点就是缺乏基本的愧疚机制。 更要命的是，随着事件持续发酵，越来越多的真相浮出水面。我专门去查了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2010陕刑一终字第66号），上面的记载和电影宣传简直是两个世界。 判决书写得明明白白：赵箫泓（原名赵晓红）是因为家庭琐事与丈夫争执，持刀捅刺丈夫胸部致其死亡，被判处故意伤害罪。法院明确驳回了她“遭受家暴”的抗辩，案件中没有任何家暴认定的记录。 可电影把她包装成什么？“长期遭受家暴”、“反抗失手杀夫”的悲情女性。15年刑期被悄悄改成了10年，甚至还虚构了“特赦出狱”的情节。什么“新婚夜因洗脚水没端好被打”，什么“被家暴致骨折、身上留烟疤”，全都是凭空捏造的。 这不叫艺术改编，这叫系统性篡改司法事实。 往小了说，这是欺骗观众；往大了说，这是在污名化死者，给受害者家属造成二次伤害。那个被她杀死的丈夫，在电影里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家暴男，可判决书告诉我们，两人只是因为支床这样的小事发生争执。 有人可能会说：“她都坐牢了，还不能给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吗？”我告诉你，问题根本不在这里。她出狱后重新做人，找个工作好好生活，没人会说什么。但你不能一边杀过人，一边靠“卖惨”赚得盆满钵满，还把司法当猴耍。 2019年拍摄时，赵箫泓还在服刑期。我国法律明确规定，正在服刑的罪犯禁止担任影视演员，其表演不得制成影视制品公开发行。律师周兆成明确指出，《监狱法》规定监狱所有活动必须服务于教育改造目的，不得用于商业盈利。 秦晓宇的操作更是“神乎其神”。他当初是以“拍摄监狱教育改造纪录片”的名义申请到司法部的批准，获得进入监狱拍摄的许可。可最后拍出来的，是一部定档公映的商业故事片。拿公益批文，干商业买卖，这不叫变通，这叫欺骗。 更离谱的是，这部电影2019年就开机了，2021年才完成备案立项。《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备案不得倒置，这是典型的“先拍后备”。换句话说，整个项目从启动之日起，就是在法律的灰色地带横冲直撞。 一个最扎心的细节：秦晓宇在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上，面对外国主持人关于“中国监狱是否人道”的提问，不但没有正面回应，反而顺势迎合西方偏见，说什么“监狱里的允许囚犯唱歌、化妆都是假象”，还妄言“中国的监控已经无孔不入”。 为了电影能拿奖，连自己的国家都可以出卖。 这种人在国内赚着票房，在国外递着刀子，你说他安的什么心？ 如今，这部电影已经撤档暂缓上映，赵箫泓的社交账号全部被禁止关注和发布。但这个事件留给我们的思考远没有结束。 我在想一个问题：那些当初拒绝拍摄的服刑人员，她们才是真正在乎家人的人。她们宁可放弃“出名”的机会，也不愿意让孩子承受歧视。而赵箫泓呢？她不但自己拍，还拉着儿子和婆婆一起演。 一个真正忏悔的人，会把家人推到聚光灯下，让他们陪着一起承受舆论的审视吗？ 婆婆被她儿子杀的，儿子从小没有妈妈，她要通过镜头让这对祖孙把伤疤再撕开一遍给大家看。 闺蜜说得对，心理学上看一个人，不要听她说什么，要看她做什么。所有人都在躲，只有她冲上去——这不是勇敢，这是危险信号。那些真正伤害过别人的人，如果毫无心理负担地要把自己塑造成英雄，那只能说明一件事：她从来没有真正觉得自己错了。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