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杀，生命垂危，在医院他对于右任说：我很痛，估计是活不成了。 我在南京、北京和东京都有大量的存书，委托老兄把它捐给南京图书馆。 我一生投身革命，家贫无钱，但上有老母，下有幼子，希望你和黄兴老兄，包括我的其他朋友能为我照料。 1913年3月20日晚上，上海沪宁火车站的站台上挤满了送行的人。 宋教仁夹在人群里，正准备登上开往北京的火车。 袁世凯连着发了好几封电报催他北上，说是要请他进京共商国是。 宋教仁心里清楚，自己一手操办起来的国民党在国会选举里大获全胜，作为党内的实际领袖，这一趟进京，很可能就要出面组织内阁了。 他身边跟着的都是最亲近的人，于右任、廖仲恺，还有日本人北一辉。 几个人站在站台上说着话，气氛还算轻松。 就在宋教仁走到检票口的那一刻，人群里突然闪出一个穿黑衣服的人。 那人从背后靠上来，动作很快，抬手就是一枪。 子弹击中了宋教仁的腰部。 宋教仁身体一晃，靠着站台上的栏杆才没摔倒。 他抓住身边北一辉的胳膊，说了句“我中枪了，痛得很，你帮我看看”。 这时候站台上已经乱成一团，送行的人和旅客四散奔逃。 于右任赶紧跑过来扶住他，发现他后背的西装已经被血浸透了，血顺着裤腿往下滴。 那个开枪的人趁着混乱，转身跑出车站，消失在夜色里。 于右任二话不说，立刻拦了辆车，把宋教仁送到了附近的沪宁铁路医院。 医生检查后脸色很沉，子弹打穿了他的骨盆和大肠，伤口很深，而且已经伤到了内脏。 宋教仁躺在床上，脸色白得吓人，嘴唇没有一点血色，但他意识还是清醒的。 他知道自己伤得不轻，握住于右任的手，声音很微弱：“我很痛，恐怕是活不成了。” 接着他开始交代后事，他说自己在南京、北京和东京三个地方都存了不少书，这些书是他这么多年积攒下来的，请于右任帮忙捐给南京图书馆。 他又提到自己这些年一心扑在革命上，家里穷，没攒下什么钱，但上面有老母亲要养，下面孩子还小。 他让于右任转告黄兴和其他朋友，希望他们能帮忙照料自己的家人。 说到后来，他眼眶有点红了，但还是压着声音，一句一句说得很清楚。 3月21日，黄兴从外面赶到了医院。 他推开病房门的时候，宋教仁刚好睁开眼睛。 宋教仁看到黄兴，强撑着说了句：“覆国。 ”这是他对日本宪政人物伊藤博文的评价，意思是在说他心里明白，自己为国家做的这些事情，可能没办法继续完成了。 到了晚上，他又对黄兴说：“我希望所有的同志不要因为我的事而悲观，要奋力向前，完成我没有做完的事业。” 黄兴坐在床边，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握着他的手不放。 3月22日凌晨4点多，宋教仁的病情突然恶化。 医生抢救了将近一个小时，还是没有救回来。 凌晨5点左右，于右任接到消息赶到医院，宋教仁已经说不出话了。 又过了半个多小时，这位31岁的革命家停止了呼吸。 消息传开之后，全国上下都震惊了，上海的报纸接连几天都在报道这件事，各处都在议论到底是谁下的毒手。 没过几天，凶手就被抓住了，这个人叫武士英，是个没有固定职业的退伍军人。 审问之后发现，他背后还有一个叫应夔丞的人指使。 让人没想到的是，在应夔丞家里搜查的时候，竟然翻出一封国务总理赵秉钧写给他的信。 赵秉钧是袁世凯最信任的心腹之一。 事情到这一步，一下就变了味道，不再是普通的街头暗杀，而是背后牵扯到了政府高层。 宋教仁在病床上留下的那几句话，后来真的都实现了。 于右任和黄兴连同其他几个朋友，确实把他的家人安顿得很好，他存在各地的那些书，也按照他的遗愿捐给了图书馆，只是他自己看不到了。 他才31岁，一手组建了国民党，眼看就要带着这个党走进新的国会，结果倒在了火车站的站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