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月4日，55军攻克了越南的北方门户谅山，此时河内一马平川，我军的机械化部队只需一个长距离急行军，就能饮马红河。 那位以暴脾气著称的东线总指挥许世友，此时却红着眼睛，像一头被锁链拴住的猛虎，焦躁地在指挥部里打转，最后，这位一生都在冲锋陷阵的猛将，被中央军委的一道撤军命令死死拽住，攻打谅山，成了他传奇军事生涯的最后一仗。 要说许世友这最后一仗打得怎么样，不能笼统地用好或坏来下结论，得掰开来看。 在广西前指，许世友制定的第一阶段作战设想是典型的“杀鸡用牛刀”，集中装甲摩托化部队，实施大兵团穿插合围，意图速决全歼高平地区的越军346师。 然而，战事的发展却如同一记重拳打在了棉花上。负责高平主攻的41军和42军，虽然在穿插中展现了一往无前的气概，但很快就陷入了越北山岳丛林地形的泥沼。越军利用熟悉的地形化整为零，像幽灵一样不断袭扰我军脆弱的补给线，致使穿插部队往往成了无后方作战，有的部队甚至断粮断弹长达一周。 原计划用3到5天、投入7个师解决的战斗，最后像添灯油一样，硬生生投入了11个师，打了整整28天也没能彻底肃清残敌。部队伤亡不小，底下的指战员打得憋屈窝火，怨气很大，战后甚至用“漆黑一团”来形容这场仗。 但是，如果光看高平方向的混乱与惨烈，就断言许世友指挥失误，那无疑是片面的。 随着战局重心移向谅山，许世友作为一代战将的雷霆本色才真正得以展现。当探知越军公然违背国际公约，在谅山使用化学武器后，许世友勃然大怒，甩出了那句石破天惊的命令，要拂晓攻击开始后，谅山一间房子也不能留。 3月1日，我军集中了300余门大口径火炮，在短短半小时内向谅山倾泻了近万发炮弹，硬是将这座越北重镇炸成一片废墟。 这场毁灭性的炮击，不仅一举击溃了号称“金星师”的越军第3师，更是在心理上彻底摧毁了河内当局的防线，吓得他们甚至做好了迁都的准备。 在东线广西方向，许世友指挥的东线兵团歼敌总数占到了全线歼敌总数的70%，用实打实的战果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军队的军威。 面对铺天盖地的非议，这位戎马一生的老将军有着自己的固执与清醒。 仗打完后，军委召开的总结会议上，不断有人将伤亡过大的矛头直指他的指挥。对于这些，许世友并没有推卸责任，也没有暴跳如雷，而是表现出了一种超脱历史的豁达。他明白，行胜于言，辩解毫无意义。对于外界的责难，他坦然回应：“这一仗打得如何，中央军委是肯定的，外界有不同的说法，下面有不同的认识，这不奇怪，还是让广大干部去评说，让广大人民去评说，让历史，让后人去评说吧！” 这种“把一切交给时间”的态度，背后其实是他对当时军队客观困境的深刻洞察。 他不止一次在内部总结中直指要害：部队30年没打大仗了，基层干部甚至很多高级干部，都没经历过战火洗礼，突然间指挥上万人的兵团，在极端陌生的热带山岳丛林里打仗，要想一下子适应谈何容易。 更让他心痛的是，有些搞了八九年生产的部队，基层军官连作战地图都看不明白，个别团队在遇到阻击后，甚至因为心生怯意，在还有大量战机的情况下擅自将全团撤回国内出发阵地，这在许世友以往的带兵经验里是无法容忍的懦弱。再加上对越南全民皆兵的民军力量估计严重不足，敌情、地形全都两眼一抹黑，这才酿成了惨胜的苦酒。 许多人常常将许世友战后不久即被免去广州军区司令员职务这件事，与他最后一仗的表现联系起来，甚至引申为高层对他指挥失误的一种惩罚。 这种看法实在太过肤浅。早在中央决策对越作战之初，许世友就曾提出过一套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平推方案，他深知客场作战的凶险，意图发挥解放军的绝对炮火优势最大程度减少伤亡，但中央军委从国际大局出发，否决了他的想法，严令必须打一场速战速决、快打快撤的惩戒性战争。既然要快，就只能选择风险极高的大纵深穿插，这是战略倒逼战术的无奈之举。 更何况，东线本身就是越军防御的重点，守军多为百战精锐，仅从战役伤亡的交换比和部队面临的压力来看，许世友承受的担子远比西线要重得多。 他离开领导岗位，更多是因为他已年逾古稀，身体和精力本就是强弩之末，是顺应我军新老交替自然规律的正常退休，绝非坊间传言的丢官罢职。 真正折射出许世友这最后一仗最真实心境的，是他对自己军人使命的深沉感叹。 打完仗班师回朝，旁人都在为胜利庆功，许世友却心情沉重，毫无得胜的喜悦。他私下里对老部下推心置腹地说：“我们是打胜了，可代价也不小。‘歼敌一千，自损八百’，我们也伤亡了不少好同志。作为军人，不能怕打仗，也不能怕伤亡。但愿这是我一生的最后一仗，也是中越两国之间的最后一仗。” 他深知，慈不掌兵，但看着那么多年轻生命的消逝，这位铁石心肠的老将心底依然充满了悲悯。 他甚至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还特意嘱咐老参谋长周德礼，一定要把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经验教训写出来留给后人，因为这场仗有太多不同于以往的特殊之处，这些用血换来的认知，不能带进棺材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