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及新疆问题时，毛泽东说过一句名言：“新疆的完整要感谢两个湖南人啊！一个是左宗棠，另一个就是王震！”将一位晚清封建大员与功勋卓著的新中国开国上将相提并论，这是毛泽东对左宗棠收复新疆、捍卫国家统一的最高赞誉。 毛泽东并非仅仅停留在口头赞许。1950年，在王震将军率大军进军新疆前夕，毛泽东特意作出批示：“进军新疆要学左宗棠…屯田戍边永固国土！”他深知，单纯的军事胜利远不足以巩固边防，要让新疆长治久安，就必须像左宗棠那样扎根下来，发展生产。正是在这样的战略指引下，王震率领数十万大军铸剑为犁，创建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完成了从晚清功臣到新中国建设者的历史性交接。 而王震本人，与左宗棠之间的精神联系，远比人们想象的更为深厚。 1983年8月，身为国家副主席的王震，主动邀请左宗棠的曾孙、时任全国政协委员的左景伊教授到自己家中做客。那晚的谈话从九点一直持续到将近午夜，王震详细阐述了自己对左宗棠的评价。 那天的谈话，充满了历史的温度。王震关切地询问左家后人的近况，当得知左氏有两位后人已是政协委员时，他用铅笔在委员名册上做了记号，高兴地说：“这很好，说明爱国统一战线在发展和扩大，祖国的富强和统一、中华的振兴是大有希望的。” 左景伊如实相告，说左家子弟大都有些先曾祖父的遗风，“秉性孤梗刚直，不长于迎合奉承，在旧社会吃不开”。 王震听后笑了，随口讲起了一段往事：“我以前和彭德怀元帅常常开玩笑，说他的脾气有点像左宗棠。彭老总和我都在西北工作很久。”开国元帅与晚清名臣，在这句看似轻松的玩笑话中跨越时空联结在一起，透出的是王震对左宗棠一生孤勇耿介的惺惺相惜。 谈话转入正题后，王震郑重地对左景伊说：“史学界最近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对令曾祖父作出了较正确、客观的评价。这对海内外影响都很大。左宗棠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历史情况下，力排投降派的非议，毅然率部西征，收复新疆，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左公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我们后人发扬的。” 说到这里，王震略的思绪仿佛回到了三十多年前自己率部挺进新疆的岁月，他感慨地说：“解放初，我进军新疆的路线，就是当年左公西征走过的路线。在那条路上，我还看到不少当年种下的‘左公柳’。走那条路非常艰苦，可以想见，左公走那条路就更艰苦了。”历史在两个湖南人身上出现了奇妙的呼应——同一条路，相隔近百年，两代人为了同一片国土踏上了同样的征程。这种精神传承，远胜于任何空洞的说教。 王震对左宗棠的评价，并不仅仅是笼统的赞颂。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对左宗棠作出了清醒而公允的分析：“像曾国藩、李鸿章，就不能和左宗棠相提并论。曾国藩、李鸿章是丧权辱国的，左公在福建办船政局，在甘肃办织呢厂，在新疆的屯田，客观上还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总结下来一句话：“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对历史人物要一分为二，左宗棠一生有功有过，收复新疆的功劳不可泯灭。” 那晚临别时，王震将自己珍藏多年、盖有本人印章并亲笔签名批语的《左宗棠年谱》郑重地送给了左景伊。 事实上，王震对左宗棠的敬意和关注并非始于这次会面。 1982年，他就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对左宗棠捍卫主权领土、维护国家统一的巨大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而与左景伊的这次长谈，经《光明日报》全文刊载后，更是在全国掀起了一股重新认识和评价左宗棠的热潮。 紧接着，1984年和1985年，全国左宗棠研究学术讨论会相继在苏州和长沙召开，史学界最终达成共识：“在中国人民反对侵略，保卫祖国的丰碑上理应镌刻上左宗棠的名字。” 而在这一系列学术讨论和历史平反的背后，还有一个更令人动容的故事。 左宗棠于1885年9月病逝于福州抗法前线，灵柩被护送回湘，于1886年12月安葬于长沙府善化县八都柏竹塘。从那时起，佃户黄佑春一家便世代为左公守墓，至今已历五代。 然而这座墓园在新中国成立后却历经劫难。1975年修路时，墓地被道路一分为二，更为严重的破坏发生在1977年，当地为修建桥梁，施工队竟用百余公斤炸药直接炸毁了左宗棠墓室，遗骨被弃于荒野。 消息传到北京时，王震拍案大怒。据多家媒体记载，这位戎马一生的老将军厉声怒斥：“岂有此理！是谁给的胆子去糟蹋民族英雄！”他当即下令：“胡闹，赶紧修复！”并明确指示湖南省委，左宗棠在历史上的地位及其对国家的贡献不容抹杀，绝不能容忍这样一位民族英雄的墓葬遭到如此粗暴的对待。 在王震的亲自过问和推动下，长沙市政府于1985年拨款重修左宗棠墓，现存墓冢、石阶等均为那次重修后的面貌，而这一年恰好是左宗棠逝世一百周年。 1985年9月，长沙市政府在墓园山下立了一块《重修左文襄公墓记》石碑，碑文中写道：“……十年动乱，墓道被毀，碑石散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将军知公绩之深也，闻而惜之，首议修复。”碑文中“知公绩之深也”六个字，足以说明王震对左宗棠历史功绩的深刻理解，绝非泛泛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