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参谋长徐向前亲自前往拜访刘伯承，恭敬地请示院长，希望看看还能为学校做些什么？ 1951年初，朝鲜战场传来一连串急电：美军昼夜轮番轰炸，志愿军高炮不足，雷达更是稀缺。国内各口岸堆满运往前线的粮弹，却苦于无法及时补齐防空装备。就在这种“弹药够，炮筒缺”的尴尬节点上，两件看似无关的小事同时发生——南京一所新组建的军事学院正等待苏联教具，而总参谋长徐向前刚结束在青岛的治疗，向中央请缨处理装备难题。 南京旧山西路口的院落还保留着国民党陆军大学时期的弹痕，墙体潮湿，木桌缺角。刘伯承站在破砖上画草图，教研室、宿舍、礼堂分布一目了然。毛泽东让他主持学院建设，他却推掉了拟任的总参谋长职务，只留下句话：“打仗总要后继有人。”筹办伊始，教官紧缺、教材几乎为零，连被褥都得去附近棉织厂赊账。可在刘伯承看来，最要紧的是把苏联的教材和器材尽快运来，不然高射炮课程只能空对空挥手。 徐向前的伤源自辽沈战役，腰椎钢板让他一年多不能久坐。康复后，他回到北京的第一件事是向中央军委报告：愿意直接去苏联谈援助。聂荣臻替他整理的文件显示，要争取的清单包括37毫米和85毫米高炮各一批，警戒雷达数部以及与南京学院配套的机械教具。“既要打仗，也要教人，东西得双份。”聂荣臻这样叮嘱。 5月18日中午，徐向前从南京站下车。火车上七个小时的颠簸，让他腰部隐隐作痛，但他没回招待所，而是拐进学院办公楼。楼道尽头，一间简易办公室灯泡昏黄，刘伯承正在批卷。两人对面坐定，房里只有一张劣质茶几。徐向前摊开笔记本，“院长，我从北京来，就是想问：缺什么？我去莫斯科一趟。”刘伯承抬头推推老花镜，笑道：“缺得多喽，可不能光想着学院，前线更急。”徐向前点头，“您先开单子，我边走边补。” 对话很短，却定下一套分工：徐向前负责把大件往国内拉，刘伯承抓紧完善教学大纲；苏联教官迟迟不适应炎热潮湿，就用国内实战干部先顶；译员不够，就从华东军政大学抽调；缺防寒被服，就把学院抢修的被子分批送向前线。刘伯承一句，“学员多带一床棉被，前线能多顶一条战壕。”院里官兵转头就抬着包裹上车。 6月，徐向前抵达莫斯科，在谈判桌前摆出《装备需求一览》。对方对高炮及雷达出口一度迟疑，他索性亮出战场统计：空袭造成的后勤损失正不断增加。对方交换了数据后松口，最终同意连夜调拨部分存量设备，并允诺派专家来华。与此同时，他特意为南京学院争取到一整套分解模型和教学炮架，“没教材我们翻译，有模型，讲台上好办事。” 当船舶在大连港卸下首批高射炮时，朝鲜前线的防空火网第一次出现了密集交叉。另一批货则沿江而上，直接运进南京，下船即进教研楼。院里的年轻军官围着新到的炮架反复拆装，停不下来；远在朝鲜的连队，也在测试新雷达的波束角。战场与课堂被一条钢铁补给线紧紧扣在一起。 三年后，刘伯承和徐向前一同走进中南海怀仁堂，肩膀上各自披上了象征最高荣誉的元帅大绶。授衔仪式结束，两人站在台阶前交换眼神，谁都没提当年那间漏雨的办公室，只听徐向前轻声道：“学院的第一批学员，已经上前线当师长了。”刘伯承点头，目光仍落在远处旗帜，“人到岗了，枪也有了，就看他们自己怎么打。” 这对老战友的配合并没有止步于此。此后，南京军事学院相继开设导弹防空、雷达侦察等新课；总参谋部也据实战反馈持续调整装备目录，一轮又一轮地补充。等到抗美援朝停火，志愿军归建，学院已成为全军高级指挥员的摇篮，而国内防空作战体系也初具规模。 1986年秋，刘伯承因病告别人世。告别仪式上，徐向前在花圈上写下“惟教无类”四字，又悄悄把一枚当年从朝鲜战地带回的防空炮弹壳放在灵前。四年后徐帅病逝，家人整理遗物时发现一本早已发黄的工作日志，首页依旧能够辨认：1951年5月18日，南京。要件：援助学院——高炮、雷达、被装。“速办”两字，用铅笔圈了又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