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几个日本兵闯入一位中国老人家中，老人用流利的日语厉声斥责。不料，为首的军官仔细端详后，猛地立正收枪，对下属喝道：“全体鞠躬！我们保证今后绝不再来！” 这位仅凭几句斥责就能让日军军官低头退让的中国老人，究竟是何方神圣？ 他，就是被誉为中国现代学术界“教授的教授”、百年难得一见的国学大师——陈寅恪。 提到陈寅恪这个名字，在咱们中国的文化历史上，那绝对是犹如泰山北斗一般的存在。他早年曾在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等多国游学，精通包括梵文、突厥文、西夏文在内的近二十种语言。对于日本的历史、文化和语言，他的了解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了许多日本本土的学者。在清华大学任教时，连梁启超、王国维这样的大师都对他推崇备至。 1941年香港沦陷时，陈寅恪正好在香港大学任教。战争来得太快，他没能及时撤离，一家人就这样被困在了这座宛如人间地狱的“孤岛”上。 面对持枪的敌人，陈寅恪敢于挺身而出，靠的绝对不仅仅是外语好这么简单。懂外语的人多了去了，但在那种连命都可能随时丢掉的关头，敢指着敌人的鼻子骂，这需要一种深入骨髓的胆识。真正让他拥有这种力量的，是他内心深处那股宁折不弯的民族气节，以及作为中国顶级知识分子的文化自信。 在他看来，侵略者虽然手里有枪，但在文化和道义上，对方不过是一群未开化的野蛮人。他用日语斥责，其实就是在用对方能听懂的语言，狠狠地抽打侵略者的灵魂。 这种硬骨头精神，在陈家是代代相传的。如果要深挖陈寅恪性格里的刚烈，就不得不提他的父亲——晚清著名诗人陈三立。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彻底沦陷。当时已经年迈体衰的陈三立老先生正卧病在床。日本人知道陈三立在文化界的巨大影响力，挖空心思想要拉拢他。日军派了专人上门，又是送好药，又是送补品，甚至还许诺各种高官厚禄，想借老先生的名头来粉饰太平。 陈三立老先生的反应异常决绝。面对日本人的伪善，他连一句废话都不想多说，直接命人把日本人连人带东西一起轰了出去。为了表明自己与侵略者势不两立的决心，这位已经病入膏肓的老人，竟然做出了一个极其悲壮的决定——绝食。 他不吃一口饭，不喝一口水，拒绝服用任何药物。就这样硬生生地挺了五天，最后悲愤交加，绝食殉国。 有这样一位用生命捍卫民族尊严的父亲，陈寅恪的脊梁骨怎么可能会弯？ 香港的日本军方很快就打听到了这位老先生的具体身份。得知他就是名震东亚的陈寅恪后，日军高层动了心思。他们深知陈寅恪的统战价值，如果能把这样一位学术泰斗拉拢到自己阵营，那将是极大的政治宣传。 当时香港的物资已经极度匮乏，老百姓连树皮草根都快吃不上了，饿死人的惨剧每天都在街头发生。陈寅恪一家同样陷入了断粮的绝境，身体本就不好的他，甚至只能靠吃发馊的剩饭和水煮的红薯藤勉强维持生命。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日本军部派人送来了几十袋雪白的面粉，整整齐齐地码放在陈家的大门外。在那个年代，这几十袋面粉简直就是几十条命。 面对这足以解救全家性命的粮食，陈寅恪的态度和当年他在北平绝食的父亲如出一辙。他连看都没看一眼，直接让人把这些面粉原封不动地扔了出去。哪怕一家人饿得头昏眼花，哪怕自己病痛缠身，他也坚决不吃侵略者的一粒粮食。这种气节，真真切切地印证了那句古话：“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眼看在香港实在无法继续生存下去，也为了不落入日本人的魔爪，陈寅恪最终做出决定，无论如何也要逃离香港，回到大后方去。 1942年的春天，陈寅恪带着家人，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踏上了异常艰难的逃亡之路。在逃亡的过程中，他半生积累下来的极其珍贵的书籍、手稿、笔记，几乎全部遗失。这对一个视学术为生命的学者来说，打击简直是毁灭性的。由于长期的劳累、饥饿和恶劣的生活条件，陈寅恪的视力急剧下降，没过几年，他便彻底失明，后来甚至连路都走不了，只能在轮椅上度日。 但即便在肉体遭受如此巨大的折磨下，他的精神堡垒依然坚不可摧。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凭借着惊人的记忆力和极其顽强的毅力，陈寅恪全靠口述，让助手记录，硬是完成了《柳如是别传》等多部皇皇巨著，为中华文化留下了无价的瑰宝。 回头再看1941年发生在香港九龙那栋旧民居里的那一幕，总会让人产生无尽的感慨。 大家不妨想想，那个年代的中国，国家贫弱，山河破碎。许多人在敌人的刺刀面前选择了屈膝投降，出卖灵魂去换取一点可怜的苟活资本。陈寅恪手无寸铁，面对全副武装的侵略者，他本处于绝对的劣势。最终让敌人立正鞠躬、落荒而逃的法宝，正是中华民族骨子里那股浩然正气。 尊严从来靠自己去挣。一个挺直腰杆、不卑不亢的人，哪怕身处绝境，也依然能够散发出令人敬畏的光芒。陈老先生在国家危亡之际展现出的这份从容与刚烈，就像是在无尽长夜中点亮的一把火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