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瑞CEO自述人生底色，母亲从行刑队枪口下逃生，教会他没有什么不可能 全球制药巨头的最高决策者，信条有时比财报更诚实。 艾伯乐在塞萨洛尼基一个犹太人社区家庭长大，父母都是大屠杀幸存者。战前这座城市生活着约5万犹太人，纳粹占领后，96%的人死在了集中营和行刑队枪口下，仅有约2000人活了下来。母亲萨拉的故事尤为骇人——被押到行刑队面前排成一排，枪决前一分钟，一份由亲属赎金换来的豁免文书把她从死亡队列里拉了出来。押送车驶离时，机枪声响了。 后来的几十年里，这位母亲没有把幸存当成仇恨的燃料。她反复跟儿子讲的是一个朴素的道理：既然能从那挺机枪前面活着走出来，往后的每一天都是赚的，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艾伯乐坦言，这份从童年输入神经系统深处的乐观，比他后来学到的任何商业策略都有用。 他拿到博士学位后当了几年执业兽医，1993年加入辉瑞动物健康部门做技术总监，随后25年里步步晋升，接手CEO之后面临的首场极限测试就是新冠疫情。彼时辉瑞拒绝政府资助、独立推进研发，最终9个月内推出疫苗。速度刷新行业纪录，决策逻辑却简单得惊人——能走通就跑，不要等条件凑齐。 如今辉瑞正在渡另一道关。新冠相关产品销售收入从峰值回落，4月29日2026年第一季报披露，营收约144.5亿美元，超出市场预期约6亿美元，但归母净利润降至约26.9亿美元，同比缩水约9.4%。在增长换档的阵痛期，公司的注意力正大规模向肿瘤和减重等赛道迁移。超长效GLP-1药物PF-08653944在5月12日获得中国临床批件，最高给药频次仅为每月一次；在研乳腺癌靶向药同日完成对外授权，首付款高达7000万美元。 从行刑队到新冠疫苗，再到眼下的产品线换档，一条线索始终没断：能在绝境里坐着不慌的能力，比账面上的现金流更难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