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一个以犹太人为主体的国家，在1948年建国之前，犹太人已经在全世界流浪了近2000年，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实施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600万犹太人被杀害，而全世界没有任何人任何国家适于援手，这场浩劫让犹太人彻底认清了现实！ 每年以色列纪念大屠杀遇难者时，街上的车会停下，人会站住，警报声响过之后，很多家庭重新讲起那段不愿触碰却不能忘记的历史。对犹太人来说，这不是普通纪念日，而是一个民族反复提醒自己的问题：没有自己的家园，灾难来临时，谁能真正保护自己？ 到了2026年，以色列已经建国78年。这个国家面积不大，却长期牵动中东局势。 以色列官方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4月，全国人口约1024万，其中犹太人及其他群体约779万，阿拉伯人口约215万。这个比例说明，以色列确实是当今世界唯一以犹太人为主体的国家，但它也不是一个没有复杂内部结构的单一社会。 很多人看以色列，只看到今天的军事力量、铁穹系统、情报机构和科技企业，却容易忽略一个更深的背景：这个国家的出现，首先来自犹太人对生存安全的强烈焦虑。犹太民族在很长时间里没有主权国家，散居欧洲、西亚、北非各地，靠宗教、家庭、语言和记忆维系身份，却始终缺少一个能在关键时刻兜底的政治依托。 犹太人与巴勒斯坦地区的联系，早在古代叙事中就已经存在。犹太传统里，亚伯拉罕来到迦南地，后来雅各被称为“以色列”，他的后代形成以色列十二支派。 耶路撒冷、圣殿山、古代以色列王国和犹太王国，都成为犹太人记忆中的重要部分。这个历史源头，也是后来犹太复国主义不断强调的精神根基。 但历史并不是一条直线。公元70年，罗马军队攻陷耶路撒冷，第二圣殿被毁，犹太人的离散命运由此加重。 此后近两千年里，犹太人并不是完全从这片土地上消失，也一直有人留在当地生活，可大多数犹太人长期分散在世界各地，这是理解他们建国愿望时绕不开的一环。19世纪末欧洲民族主义兴起，反犹主义并没有随现代化消失，反而换了形式继续存在。 赫茨尔等人提出政治锡安主义，主张犹太人要建立一个受承认的民族家园。1897年，第一次锡安主义大会在瑞士巴塞尔召开，这场会议没有立刻改变世界，却把犹太人“回到故土”的愿望推向了现代政治舞台。 1917年英国发表《贝尔福宣言》，表示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家园”。这句话对犹太人是希望，对当地阿拉伯居民却意味着新的不安。 此后，越来越多犹太移民来到巴勒斯坦地区，买地、建农庄、办学校、组建自治机构，而当地阿拉伯人与犹太移民之间的矛盾也逐渐加深。真正让犹太人彻底改变命运判断的，是二战期间的纳粹大屠杀。 纳粹德国把反犹主义变成国家政策，从剥夺权利、强制隔离，到集中营和毒气室，最终造成约600万犹太人遇害。许多家庭没有留下完整姓名，很多社区从地图上消失。 对幸存者来说，这不是历史书上的数字，而是父母、孩子、邻居和故乡同时被夺走。这场浩劫击碎了犹太人对外部世界的幻想。 战争结束后，大批幸存者无家可归，有的人回到原居住地，却发现房子被占、亲人不在、社会气氛依旧冷淡。于是，巴勒斯坦地区不再只是宗教记忆里的故土，也变成现实中最具体的去处。 对他们而言，那里承载的不只是信仰，还有下一代能不能安全活下去的问题。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分治方案，建议在巴勒斯坦地区分别建立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政治实体，耶路撒冷另作特殊安排。 这个方案并没有平息冲突。犹太方面接受了建国机会，阿拉伯方面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严重损害，双方紧张迅速升级，街头冲突、武装袭击和报复行动不断增加。 1948年5月14日，本-古里安在特拉维夫宣布以色列建国。对犹太人来说，这一天意味着长久漂泊后终于拥有了国家；但对大量巴勒斯坦人来说，这一年也意味着迁徙、失去土地和难以愈合的伤口。 中东问题之所以复杂，正因为同一段历史在不同人心里留下了完全不同的记忆。以色列建国后，安全成为国家运行的中心词。 1948年战争、1956年苏伊士危机、1967年六日战争、1973年赎罪日战争，以及此后的黎巴嫩冲突、巴以冲突、加沙问题，都让以色列社会形成一种高度戒备的心理。许多以色列家庭都有服役经历，国家安全不再是抽象概念，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但历史苦难并不能自动解决现实矛盾。犹太人需要安全，巴勒斯坦普通民众也需要稳定生活。 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突袭，造成严重伤亡并劫持人质；随后以色列在加沙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加沙平民遭受巨大苦难。 这也是今天讨论以色列时必须看到的难处：它的建国理由来自真实苦难，它的现实政策又不断卷入新的争议。若只讲犹太人的苦，就容易忽视巴勒斯坦人的处境；若只看今天的冲突，又会看不见犹太人为什么如此看重国家和安全。 犹太人建国，是对长期流散和大屠杀创伤的现实回应，这一点不能轻易否认。但一个国家真正长久的安全，也不能只依靠武力和封锁来维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