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熙晚年陋规就已经合法化了，像年羹尧的哥哥广东巡抚年希尧，给刚上位的雍正说自己每年收礼，都能得到6.5万两银子。而这还是较低水准，隔壁的山东巡抚黄炳说当地巡抚衙门每年接受的规礼达十一万余两。 康熙末年的官场，早已不是一句“有人贪财”就能讲清楚的。真正棘手的地方在于，很多银子并不是夜里偷偷塞进去的，而是打着规矩、人情、旧例的名义，一笔一笔进了衙门。 雍正登基是在康熙六十一年，也就是1722年年底。等到他真正接过这个庞大的朝廷机器时，摆在眼前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贪腐案，而是一整套已经运转多年的利益网。 上面收礼，下面摊派，官员之间互相心照不宣，百姓却很难说得清自己多交出去的钱到底去了哪里。广东巡抚年希尧的奏报很能说明问题。 他是年羹尧的哥哥，雍正刚上台后，他向朝廷说明自己每年收受规礼，大约能到六万五千两银子。这个数字放在当时已经不小，可在各省督抚的陋规收入里，还算不上最高。 山东巡抚黄炳报出的数目更高，山东巡抚衙门一年接受的规礼达到十一万余两。河南巡抚所报更进一步，说本省一年各种陋例“不下二十万两”。 这些话不是街头传闻，而是官员自己向新皇帝说明情况时提出来的。一个官员敢把这种数目摆到台面上，本身就说明问题已经积累很深。 若只是个别人私下收钱，通常会遮掩；可这些数字被写成奏报送上去，说明所谓规礼早已不是单纯的秘密收入，而是地方官场默认的运转方式。康熙五十六年，也就是1717年，新任两江总督长鼐的经历，也能看出这套规矩怎么运行。 他刚到任，下属官员前来拜见，有人送一百二十两，有人送五百两，短时间内就收到三千八百两。长鼐还估算，那些尚未见面的江南、江西司道府官员如果也照例送来，总数可能超过一万两。 还有一种更隐蔽的名目，叫盘库礼。上级官员检查粮库、银库，按理说是查亏空、防漏洞，可现实中，检查本身也可能成为收钱机会。 仓库账目是否顺眼，盘点过程是否顺利，有时候不只看账册，也看地方官懂不懂“规矩”。这些钱从哪里来？ 不能只盯着巡抚、总督的口袋看。下级一年送出去那么多银子，靠正常俸禄根本撑不住。 于是他们只能向更低一层伸手，州县向百姓加耗，胥吏在办事中索取，地方工程和钱粮征收里也容易藏进额外开支。火耗就是其中很典型的一项。 百姓交纳碎银，官府要熔铸成锭，说中间会有损耗，所以多收一点。这个理由听上去好像还过得去，可一旦没有硬标准，火耗就会从“弥补损耗”变成“公开加派”。 康熙时已提到，有些州县每征一两银子，额外加二三钱，甚至更多。粮食也有类似说法。 粮入仓，有鼠耗、雀耗之类的名目，说路上会洒，仓里会被老鼠和鸟吃掉，所以征收时要多收。实际损耗当然可能存在，可当它被固定化、习惯化之后，就容易变成另一种负担。 这样一来，官场就形成了一个闭环。督抚需要银子维持排场和关系，藩臬道府需要向上输送，州县需要补回支出，最后压力层层落到民间。 表面上看，是官员之间送来送去；往深处看，其实是百姓替整套灰色规矩埋单。制度给的钱不够，地方又必须运转，灰色收入就有了滋生空间。 开始也许是为了补办公经费，时间一长，便和个人享受、关系输送、利益分肥搅在一起。到了最后，谁也说不清哪些是办公所需，哪些是私人口袋。 雍正看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上台后力推耗羡归公和养廉银。简单讲，就是把过去地方私下加收、私下分用的一部分耗羡收入收归公用，再拿出固定银两发给官员，名义上让他们有足够收入办事、养廉，减少乱伸手的理由。 这一步并不是简单喊几句清廉口号，而是承认一个现实：地方官如果连正常办公的钱都没有，只靠道德要求他们不乱收，效果有限。雍正的办法，是把暗处的钱拉到明处，把混乱的旧例尽量变成可管理的制度。 若只是几个官员贪婪，杀一批、撤一批就能压下去；可若是各省都有类似名目，各级衙门都靠这些钱维持运行，那就必须动制度。雍正整顿得急，也正是因为他接手时看到的不是零星火星，而是一片已经烧了很久的暗火。 年希尧、黄炳、河南巡抚这些奏报中的数字，真正值得人留意的，不只是六万五千两、十一万两、二十万两本身，而是它们背后透露出的习惯。官员把收礼当收入，下级把送礼当规矩，衙门把加耗当办法，百姓则被迫承担一笔又一笔说不清的额外成本。 在这样的环境里，清廉的人当然也有，可个人清廉很难抵消整体风气。一个州县官想不送，上级未必高兴；一个下级不凑规礼，可能影响考核和升迁；一个官员不从民间加收，又很难填补前面已经送出去的窟窿。 坏规矩一旦成了链条，链条上的每个人都被推着往前走。这也是陋规最难治的地方。 它不像明抢那样直白，而是披着“旧例”的外衣。送礼的人说这是人情，收礼的人说这是惯例，办事的人说大家都如此。 可不管名字怎么换，结果都一样：权力多了一层价码，百姓多了一层负担。嘉庆、道光年间，沿海还出现过所谓土规，一些鸦片走私利益通过各种名目向官吏、水师人员渗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