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其实有机会延续国运，可惜年轻的载沣因缺乏经验，最终让最后的希望破灭了！ 1901年秋天，签字不久的《辛丑条约》让北京城到处是押运白银的车队，沿街茶馆里却已出现新的辩论：是继续革除弊政，还是干脆推倒重来。赔款年息四厘，二十年分期的条款像一把闷棍，让人真切感到旧体制的呼吸声已然微弱。 数年后，慈禧太后决定给天下一个答复。1905年，她钦点载泽、戴鸿慈、端方等五名朝臣分赴德英日考察宪政。彼时北方旱情未歇，南方新式学堂却已开门招生，社会对制度革新的渴望已是燎原之势。五大臣回国带回厚厚一叠报告，端方在船舷旁对同伴低声一句：“大清若不自变，终将有人替我等变之。”话虽轻，却很快传进紫禁城。 1906年7月那道“仿行宪政”上谕随之颁布，官定九年预备期，旨在先行地方自治，再设国会。表面看，皇权依旧牢固；可在各省，咨议局筹办的风声正盛，乡绅与新式知识分子相遇，议事堂里头一次把税收、警政这些原属督抚决定的事务摆到桌面。这个阶段，革命党活动暂告沉寂，似乎连孙文也在观察朝廷能否兑现承诺。 意外很快出现。1908年11月，光绪与慈禧相继辞世，尚在襁褓中的溥仪被抬上龙椅，摄政之位落到25岁的载沣身上。青年王爷曾陪父亲出访欧洲，对铁甲舰与宪政演说印象深刻，但在宫闱深处，他更信赖醇亲王系的家族力量。上台第一件事，他请袁世凯“回乡养疴”，旋即自兼海陆军大元帅，抽调京畿新军改编为禁卫军，军咨府、海军部接连挂牌，北洋系被堵在门外。 军权集中，钱粮却并未同步解决。赔款依旧要付，新军训练耗费更重。1910年户部报表显示，当年国库进账约二亿九千万两，其中近半要送出国门。为筹军费，铁路收归国有的命令下到四川、广东，引得商绅怒火。咨议局联合会在上海聚会，代表们言语已不再婉转，“请速召国会”成了共同口号。 同年10月，资政院开幕。200名议员里，清廷自行指派一半，总裁、副总裁干脆直接钦定。议事厅里汉族议员面对八成满族高官，心中难免嘀咕。五个月后，军机处被裁撤，随之诞生的“皇族内阁”十三人中八人是满洲黄带子，另一半还挂着亲王、贝子的头衔。各省报纸连日评论，直指“内外分权之说成空”，立宪派的耐心被迅速消耗。 财政重压与政治失望撞在一起，1911年夏天的局势越来越躁动。四川保路同志会首先掀桌，随后楚中新军因饷银被截亦情绪激烈。10月10日夜，武昌城头的枪声打破僵局。三天内，湖广总督张之洞多年苦心编练的部队倒戈；再过十余日，江西、陕西、云南次第宣布脱离清廷。东南互保的旧日经验给了各省都督足够信心：没有北京的旨意，地方一样能运转。 载沣这时已难觅昔日意气。为挽狂澜，他被迫请出正养病的袁世凯。袁以六条条件自保，其中最关键的是“全权组织新内阁”。隆裕太后衡量再三放行，载沣黯然上奏辞去摄政。新政府名单公布，皇族所占席位骤减，然而裂口既开，再补已是徒劳。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以溥仪名义下诏，接受共和，清朝二百六十八年的国祚止于此日。回看前后不到七年：从五大臣远涉重洋到铁甲舰轰鸣穿耳，再到革命党人举火长江，中央与地方、皇族与士绅、军权与财权的缠斗层层叠加。立宪本可成为修补的缝线，却在权力天平失衡时，被自上而下地缝得破碎不堪，终让另一条更激烈的道路赢得了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