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陈国生赴京向毛泽东请求为母亲修墓，毛主席却坦言当前时机不合适，原因令人深思！ 1911年早春，湘乡韶山冲久旱无雨，土地开裂，庄稼半枯。邻里为了省口粮，常把幼子送给亲戚暂养。七岁的菊妹子就这样被抱到毛家，自此改了姓，日后又被三哥取名“泽建”。彼时的她只懂得在井边挑水、在田埂捡柴，却已见识到饥荒与贫困能把人逼到什么地步。 毛家虽不算富裕，却读过书的人多。夜里油灯昏黄，三哥常把北京大学和新青年杂志上的故事掰碎了讲，“旧礼法管得住腿脚，管不住人心”。那句随口的点拨像火星落在稻草上，给小妹埋下另一种活法的念头。 1920年冬，菊妹子跟随哥哥到了长沙。崇实女校的课堂里，她第一次听见“平等”两个字，像开山的洪钟。打饭排队时，她私下告诉同学：“读书不是为了绣花桌布，是要让乡下人都站直。”不久，她参加工读互助会，白天习字算术，夜里去水口山矿工棚给工友教识字，这份热乎劲让人记住了那个扎着麻花辫的姑娘。 1921年，她在岳麓山脚下宣誓加入共青团；两年后转为党员，考入省立第三女子师范。校长欧鸣皋试图禁止学生上街演讲，她带头把请愿书递到校门口。校门紧锁，女生把桌椅叠成木梯，她第一个翻墙出去。衡阳声援五卅的游行里，站在鼓前击鼓的也是她，节奏急促，震得警备司令部的门窗乱响。 学业未竟，她奉组织之命回到湘南，和常穿麻布短褂的陈芬搭档。两人白天在田头向佃农讲地租夜读法令，夜里摇小渔船渡过湘江，把传单送进乡镇小市。有人笑她“妇道人家”。她抖抖肩膀回一句：“稻谷收割有我一把，闹革命也不差我一份。”这股子硬气让县里缺兵少弹的地下党把妇女工作完全交给了她。 1927年夏，马日清党风声紧。衡山县委被迫转入破庙之中，枪声常在山间炸响。毛泽建干脆剪短辫子，或扮成晒谷的村嫂，或抹粉装太太，穿街走巷探听团防局动向。秋收起义主力北上井冈，她带着三十来人的小分队留守南岳。雨夜设伏，他们以猎枪封锁山道，炸毁团防局几处弹药。第二天清点，缴得步枪二十余支，几匹骡马。胜仗不大，却像在外线为井冈山递上一口气。 不久陈芬在郴县突围时中弹殉职，她抱着刚满月的女婴陈国生，仍坚持转移。1928年冬，耒阳夏塘铺被围，她掩护队伍突围，自己落入鲁庆煊之手。狱中鞭打、吊杠、滴蜡，花样翻新，她沉默以对。押送法场那天，双手反绑仍昂首阔步，冷风里只留下八个字：“共产党，不怕死！”24岁的生命，定格在马王庙坪的枪声里。 当地农妇悄悄把遗体移到紫峰山麓，用松枝和石块垒了座小坟，立碑时镌刻“毛达湘女士”。山雨年年冲刷，墓碑字迹很快暗淡，可每逢清明，总有人把野花插在石缝。 新中国成立后，衡山人民政府屡次打算修缮烈士墓，苦于经费难筹。1951年，已长成姑娘的陈国生进京求见舅舅。她带去一封写得工整的信，提出为母亲立碑筑塚。毛泽东听完，只说一句：“国生，全国三百多万烈士，多建一座纪念碑就得多花钱。先把电站、铁路做出来，让老百姓有饭吃，有书念，才对得起他们。”话音淡淡，却挡回了亲情的请求。 那几年，国家把主要资金投向鞍钢、成昆线、长春一汽，很多烈士的墓仍是荒冢。等到1968年，地方集资配合中央统一部署，在衡山松林间建起烈士陵园，毛泽建与陈芬的墓合葬一处，石碑重新刻上名字、籍贯和“1929年8月20日壮烈牺牲”几个字。至此，山上频繁响起的松涛声，才多了一份有人前来凭吊的回声。 外人谈毛家，总爱说出“忠烈”二字。细看这一脉，却更能读到一种近乎倔强的自持：既敢把女儿送进枪林，又能拒绝把家族置于众人之上。毛泽建的短暂一生，被那道原则牢牢托举，也被它深深镌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