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纽约时报》9日发表了一篇题为《日本为何爆发反战抗议浪潮?民众抗议首相高市早苗背离和平宪法》的文章，把日本近期的反战热潮彻底拉到了全球视野当中，也让高市早苗政府的激进军事政策，暴露在世界各国的目光之下。 在日本这个向来崇尚秩序、街头抗议极为罕见的国家，能出现如此大规模的民众集会，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任以来的一系列操作，已经彻底触碰了日本民众的底线，也让战后延续数十年的和平主义传统，面临被彻底打破的危机。 不同于以往零星的小规模抗议，这次的反战浪潮不仅参与人数创下近十年新高，更有着极为广泛的年龄跨度，上至经历过二战浩劫、亲眼见证过原子弹爆炸惨状的老一辈，下至二三十岁的年轻群体，全都自发走上街头，为守护和平宪法、拒绝战争风险而发声。 高市早苗上任后的每一步，都在疯狂突破和平宪法的约束，一步步将日本推向扩军备战的危险边缘。她在国会答辩时公然宣称“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暗示可据此行使所谓“集体自卫权”，明目张胆地企图武力介入中国内政，这种挑衅行为不仅遭到中方的严正交涉，更让日本民众忧心忡忡，担心自己的国家会再次卷入战争的漩涡。 除了在台海问题上的疯狂试探，高市早苗政府还密集推出多项军事政策调整，每一项都在掏空和平宪法的核心精神。 4月21日，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正式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彻底打破战后武器出口的限制，原则上开放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所有武器出口，甚至为向冲突中的国家出口武器设置例外条款，弱化国会监督，将审批权集中在以首相为首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手中。 这一举措，标志着日本战后安保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变，从过去恪守“不助长国际冲突”的和平国家，一步步沦为可能输出战争的危险角色。 高市早苗政府的扩军动作从未停止，4月7日，日本参议院表决通过了总额超过122万亿日元的预算规模，其中防卫开支高达9万亿日元，双双创下日本战后历史新高，也让日本提前一年实现了防卫费占GDP比重2%的目标，这已经是日本防卫预算连续第14年保持增长。 巨额的防卫开支，挤占了原本用于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领域的资源，加重了日本民众的税收负担，在人口老龄化加剧、经济长期低迷的当下，民众的生活压力本就日益增大，而高市早苗却执意将资金投入到扩军备战中，自然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 在武器部署方面，高市早苗政府更是动作不断，一步步突破“专守防卫”的原则，全力打造“先发制人”的进攻性能力。 3月，日本防卫省在熊本县和静冈县分别部署了射程约1000公里的“25式地对舰导弹”和“25式高速滑翔弹”，具备强大的远程打击能力，同时，日本还在加速研发射程约2000公里乃至3000公里的升级版导弹，同步列装美式“战斧”、挪威制JSM导弹等进攻性武器，意图打造全方位的远程打击体系。 高市早苗政府还在推动西南诸岛要塞化，在海基和空基层面同步强化进攻能力，海上自卫队“鸟海”号“宙斯盾”舰完成战斧巡航导弹发射改装，计划8月进行实弹试射，2027年形成舰射远程打击能力；航空自卫队则为F-35A、F-15J战机配套空射巡航导弹，研发改进型12式空射型号，同样计划在2027年形成空基防区外打击能力。 除此之外，日本还重组自卫队进攻能力，海上自卫队新设“水上舰队”统筹指挥，航空自卫队则计划将负责太空监视的“宇宙作战群”升级为“宇宙作战集团”，大幅扩充人员规模。 更危险的是，高市早苗政府还在酝酿修订“无核三原则”，试图彻底颠覆日本战后的无核化承诺，这种无视历史教训、疯狂扩军的行为，不仅是对二战受害国人民情感的严重伤害，更是对日本自身和平发展道路的背叛。 日本还将24座民用机场、33个民用港口列入“特定使用机场港口”，进行升级改造，以备自卫队在“紧急事态”时使用，这种“藏军于民”的操作，进一步加剧了民众对战争的恐惧。 从3月25日约2.4万名民众冒雨聚集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到4月8日约3万人再次包围国会议事堂，再到4月19日人数增至约3.6万人，直至5月3日宪法纪念日当天，仅东京一地就有约5万人走上街头，抗议浪潮一步步升级，从东京蔓延至大阪、名古屋、札幌、福冈等多个城市，大阪市中心也聚集了数千名抗议民众，各地青年通过线下联动、线上直播的方式相互呼应，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战力量。 这些年轻抗议者通过社交媒体组织动员，用亲和的形象吸引了更多同龄人参与，他们深知自己的未来与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不愿看到日本再次走上战争的老路，不愿让先辈们用鲜血换来的和平成果付诸东流。他们高举“和平宪法是日本瑰宝”的口号，明确表示希望日本能够坚守和平主义立场，守护现行宪法，彻底停止所有背离和平的军事政策调整，而实现这一切的前提，就是高市早苗辞职下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