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网友表示，浙江已经规定，婚检查出艾滋病，必须强制告知配偶。这一记重锤，彻底打碎了那些故意隐瞒者的保护伞。 这条规定之所以引起那么多人共鸣，实在是因为过去医生的处境太难了。 举个例子，湖北一位女性婚检查出艾滋病，首诊医生按规定上报了疾控中心，疾控中心把结果告诉了她本人，但女方明确要求不能让伴侣知道——因为按规定这是保密的。 那婚检的意义又在哪里？ 她丈夫被蒙在鼓里，后来也感染了HIV，于是去卫健委投诉了首诊医生，那位医生因此被停职。 再比如另一个案例，同样是婚检女性查出艾滋病，这次医生主动把结果告知了她的伴侣，结果两人没结成婚，女方不断投诉，医生被停职三个月后辞职。 一个告知，一个没告知，结局却出奇一致——医生都没能全身而退。 那问题来了，明明有人会因此遭殃，医生把实情告诉另一半，为什么还是不占理？关键就在于隐私权。 《传染病防治法》《执业医师法》《民法典》都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随意泄露患者个人信息，违者要承担侵权责任。 艾滋病患者和所有患者一样，天然享有这项权利，这不是专门为他们开的“后门”，而是每个患者应有的基本权益。 而且，不能想当然地把艾滋病感染者和道德败坏画等号。 中国早期大量感染者根本不是因为性行为，而是被动中招。 比如上世纪90年代河南的“艾滋村”，许多人因为卖血时共用针头被感染。 河南文楼村被称为中国艾滋病第一村，全村3211人里有678人被查出感染。 还有些人只是去诊所打了一针，因为医生没用一次性针头就中了招。 这些无辜的人，如果隐私得不到任何保护，基本上无法在社会上继续生活。 但隐私权不是护身符，更不能成为伤害他人的挡箭牌。 当一个人明知自己携带HIV，却选择隐瞒伴侣，继续过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夫妻生活，所谓的隐私已经变成了对他人生命权的剥夺。 这正是浙江那条规定要解决的问题：在配偶的知情权和生命健康权面前，感染者的隐私权必须让路。 而且浙江的做法并不是把感染者信息公之于众，告知范围只限于配偶或监护人，不会扩散到单位、亲戚或无关第三方。 既没有把感染者推上耻辱柱，也给无辜的配偶一道基本的安全保障。 顺便说一句，外省人来浙江体检，同样受这条规定约束。 根据《浙江省艾滋病防治条例》，只要在浙江的医疗机构确诊，经培训合格的医务人员就必须依法将结果告知本人及配偶或监护人，不以户籍为限。 这不是绝对的对错，而是权利之间的优先排序。 全国HIV感染者数量并不乐观：2000年约50万，到2023年已增长至129万，推算至今应已超过130万，平均每1000人中就有一名携带者。 在这样的背景下，浙江的做法与其说超前，不如说是现实逼出来的必要选择。 艾滋病患者理应享有隐私权，但隐私权的边界不能延伸到伤害他人生命健康的地方。 希望这样的底线，终有一天能成为全国的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