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昔日的长春城，曾经有一个让老百姓夜里不敢上街的名字——关梦龄，大家叫他“关督察长”，但他更喜欢别人喊他“关二爷”。 一个军统特务，敢叫“关二爷”，除了狂，剩下的恐怕只有黑了。 关梦龄1915年出生在辽宁新宾一个东北军旧军官家庭，正经军校家庭出身，念过书，有初中文凭，20岁不到就进了北平电话局当出纳员，但安稳日子他过不惯，依仗家里权势为非作歹，吃喝嫖赌无所不精，还入了青帮，那个时候，他就给自己冠了个“关二爷”的名号。 关梦龄的人生转折出现在1936年，他那位在东北参加抗日义勇军的哥哥，被日本鬼子用开水活活浇死。 家仇国恨的巨大冲击，像一盆冷水浇在了“关二爷”那颗灯红酒绿的脑袋上。他一度幡然醒悟，奔赴察北投身抗日，从一名士兵干起，逐渐成为国民党军上校军官。 然而，命运就是如此吊诡，当年那个发誓要驱逐日寇的热血青年，在权力和体制的毒缸里泡了几年之后，却一步步变成了戴笠手下的红人。 抗战胜利后，军统改称保密局，但换汤不换药，关梦龄接手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一把手后，彻底将其打造成了一座吃人不吐骨头的魔窟。 他没事就穿着便衣上街侦察，只要有形迹可疑的人，当场抓捕，立即展开审问。督察处发明了一套阴森恐怖的刑罚体系——金、木、水、火、土，分别对应过电、压杠子、灌凉水、烧脚心、跪砖头。多少个进步学生、地下工作者，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消失在长春的黑夜里。有据可查的，解放前夕仅督察处就被确认疯狂杀害了多达47位革命志士，被逮捕的更是多达数千人。 那时候在长春城，一提起“督察处”，老百姓无不毛骨悚然，其残暴程度堪比重庆的渣滓洞与白公馆。 但再疯狂的暴行也架不住时代洪流的碾压。 1948年，辽沈战役的炮声震碎了长春的防线，解放军围城如铁桶一般，城内饿殍遍地，老百姓连草根树皮都吃光了。长春城破的前夜，保密局长春站站长项迺光像泥鳅一样脚底抹油溜之大吉，而关梦龄这个平时威风八面的“关二爷”，为了活命，最后只能换上一套低级少尉的军服，假扮成投诚的辎重营排长，躲进俘虏群中，企图趁机逃跑。 但是，一张解放军为俘虏办的《吉林日报》彻底击碎了他的心理防线，报纸上国民党在东北战场兵败如山倒的消息让他明白，自己就算能跑出长春，也无处可去。看到解放军对新七军投诚官兵的宽大政策，又经过连续好几个晚上失眠和精神极度崩溃的折磨，他颤抖着做出了一个违背军统特务“职业操守”的重大决定：主动自首。 这家伙非常精明，自首前他对身边说：我是军统高级特务中头一个自首的，杀了我就等于绝了后面所有人的活路，共产党若想瓦解特务组织，就绝不能杀我；我若凭这一手情报能力帮他们做事，说不定不仅能活命，还能搏个前程！ 于是乎，借着自己对特务系统的熟悉，他主动交代了潜伏在长春的四条特务线的详细情况。 这份投名状，果然让他获得了活下去的机会。1953年，他以反革命罪被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先关押长春监狱，后转到抚顺战犯管理所。 刚进抚顺战犯管理所时，关梦龄顽固抵抗心存侥幸，背后常给同监的战犯吹黑风，说自己当督察长时是多么“威风”，可时间一长，他发现这套把戏在共产党的监狱里不好使——这里没老虎凳，没皮鞭子，管教干部甚至能坐下来和他们讲道理，在严寒的冬日还会给他们送热水送药。 真正让他思想触动的，是后来的所见所闻。 关梦龄回忆说，自己当时被要求系统性地撰写材料，乃至作为“狱侦”参与一些案件的分析。管教干部允许他看报纸、读文件，当他看到新中国“一五”计划下各地工厂拔地而起、老百姓终于能吃上饱饭时，心理防线彻底垮了——他不得不承认，国民党只会内斗空谈，而共产党是真的在建设国家。 他曾在手稿里感叹自己“看了许多实在的东西”，他开始主动检举狱中冥顽不灵的顽固分子，积极汇报思想。 这种源自思想深处的忏悔，使得他的包袱慢慢卸下，心态从“该怎么保命”变成了“该怎么赎罪”，从恐惧转变为深深的感恩戴德。 管教干部后来形容他：这个人聪明，但那是旧社会的歪才，一旦这歪才用对地方，他比谁都清醒得快。 1963年，关梦龄刑满释放。 但是，走出高墙的关梦龄发现自己已经成了时代的孤魂野鬼，那个曾经在长春城里不可一世、杀人不眨眼的特务头子，在社会意义上已彻底死去。 他很想证明自己的确脱了胎换了骨，迫切地想要用笔为自己赎罪。 利用在管理所里磕磕绊绊学来的体悟，他开始日夜伏案，整理自己在国民党军统的黑暗生涯，以及那段战犯管理所刻骨铭心的改造过程。他的忏悔，最终凝结成《黑皮自白——一个军统上校的笔记》。 可即便如此，他的晚年依旧幽暗而迷茫。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的特务身份、杀人历史始终像烙印一样刻在他的额头上。 无论他如何坦诚坦白，如何与旧我决裂，身边的人依旧用恐惧和敌视的目光看着他，他不被任何一个社会群体所接纳。 1969年，在各种压力下，关梦龄彻底崩溃，最终用一个惨烈而决绝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他是死于旧债、心魔、绝望、有家无处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