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8月的一个清晨，陈立夫被蒋介石一纸手谕勒令24小时内离开台湾。这位曾呼风唤雨的中统掌门人，连行李都来不及收拾，便登上了飞往美国的班机。 此后的半个世纪里，他在纽约养鸡、卖皮蛋、做辣椒酱，活到101岁，晚年著书立说，大谈儒家文化与中医养生，俨然一副慈眉善目的文化老人模样。 1992年，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像我这样年纪的人过了百岁，大概对任何事都看淡了。一个人活到一百岁，回想自己的一生，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这句话问得好。 问题是，那些死在中统手里的冤魂，还有机会问这个问题吗？ 有一种人的晚年越慈祥，越让人想起他早年手有多黑。 陈立夫二十九岁就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首任主任。这个调查科就是中统的前身，1928年2月挂牌成立的时候，门面寒酸得很，就藏在南京丁家桥一栋楼的角落里，但陈立夫心里清楚，这可不是什么普通的科室。 他给蒋介石出主意时说了三句话：要有组织名号，活动合法；共产党搞暗的，我们就不能搞明的；这个组织只听校长的。 蒋介石一听，当即拍板：可以搞！就这么几句对话，一个渗透中国政治肌体二十余年的特务帝国，从一间不起眼的办公室起步了。 要说陈立夫的厉害之处，倒不在于他亲手杀了多少人——他毕竟是文人出身，留学美国读的是矿冶，怎么看都不像个杀人魔王。他的可怕在于，他把特务工作做成了一门学问，搞成了一整套精密运转的机器。他是中统的顶层设计师，所有的罪恶都在他设计的流水线上被批量制造，这比动刀动枪要命得多。 陈立夫早年有一句话说得特别赤裸：对付革命派光用手枪不行，还得借文化的力量。 在这种思路指导下，他出钱让手下在上海开了个书店，招牌叫新光书局。这个书店表面上卖几本应付门面的书，背后干的勾当是办了一份叫《社会新闻》的小报，三天出一张，专门造谣污蔑共产党和进步人士。鲁迅在杂文里都专门驳斥过这张报纸的谣言，可见其影响之坏。 这还只是舆论战线上的小动作。真正致命的，是陈立夫在中统内部建立的那套对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摧毁机制。 有个历史细节很能说明问题：陈立夫早年目睹了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的组织能力，内心既佩服又恐惧，他得出的结论是——这种组织很难正面打击，只能从内部破坏，于是他定下了一条铁律：对被捕的共产党员，能诱降的诱降，诱降不了的再除掉。 为此，他手下聚集了一大批共产党的叛徒。 中统的审讯室里，摆着各式各样的刑具，但陈立夫最得意的武器不是这些。他让那些叛变的共产党员来给特务讲课，讲共产党的组织结构、联络方式、行为习惯。这一招极其阴损——他知道共产党的纪律严明，外行人根本无从下手，但让叛徒来培训特务，等于用共产党的矛戳共产党的盾。 1931年顾顺章叛变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顾顺章是中央特科的负责人之一，掌握着上海地下党的大量核心机密。他在武汉被捕后立即叛变，被送到南京面见陈立夫和徐恩曾。顾顺章供出的情报直接导致了中共一大批重要人物被捕，包括当时的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向忠发被捕后也叛变了，虽然很快就被蒋介石下令处决，但整个上海地下党组织几乎被连根拔起的损失已经无法挽回。 陈立夫在得知向忠发叛变的消息后，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不是因为他觉得抓住了一条大鱼，而是因为又多了个能培训特务的活教材。 中统的罪恶，还远不止于此。 陈立夫掌权期间，中统在全国建立了一张巨大的特务网络。他们以各级国民党党部为基地，在各省市设立调查统计室，在文化团体和大中学校安插党员调查网，特务活动遍及全国。可以说这张网的每一个结点，都是用被捕者的鲜血和无辜者的恐惧编织而成的。 中统还设立了所谓的反省院和感化院，名义上是对被捕人员进行思想改造，实际上就是变相的集中营。在这些地方，被迫害致死的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青年不计其数。有人被关在里面几年，出来时精神已经完全崩溃；更多的人，根本就没能走出来。抗战胜利后，中统制造了一系列镇压民主爱国运动的血案，包括一二一惨案、下关惨案、二九惨案，桩桩件件都骇人听闻。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中统还在做最后的挣扎。 陈立夫派遣特务木剑青化名潜入北平，企图在人民政协会议期间进行捣乱破坏活动，被北京市公安局一举破获。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介石把失败的根源归结到中统身上——这个曾经为他干尽脏活的工具，到头来成了替罪羊。 有人说这是他应得的报应。但老黑倒觉得，比起那些死在黑暗审讯室里、至死都没能等到一句道歉的人，陈立夫的晚年实在太舒服了。他活了整整一个世纪，看遍了人间沧桑，最后安安静静地老死在晚年著书立说、享受天伦之乐中，而被他毁掉的那些年轻生命，连三十岁都没活到。 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这里——刽子手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被屠的人却没有机会讨回血债。晚年的陈立夫喜欢说一句话：我从未做过对不起国家民族的事。 这话他不说还好，一说反而让人毛骨悚然。 他所理解的爱国，就是用最黑暗的手段消灭一切异己，至死他都觉得自己是在替天行道，这才是最可怕最可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