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渣滓洞的看守黄茂才被判处死刑，行刑当天，黄茂才为了给自己争取活命的机会，大声喊道：“别杀我，我为江姐做了很多事情，我是无辜的！” 主要信源：（自贡网——“看守特务”黄茂才到大山铺祭奠江姐） 1945年，22岁的黄茂才就是在这个时候走进渣滓洞的。 他老家在四川荣县，家里穷得叮当响，为了不被抓壮丁，母亲托了远房亲戚、当地小地主刘重威帮忙，这才谋到这么一个“公家差事”。 他本来以为不过是找个饭碗，没想到报到一看，竟是国民党的特务机关，直接被派去中美合作所下面的渣滓洞监狱当看守。 刚进去的时候，上级把黄茂才这批新人训得头皮发麻，说关在里面的人全是杀人不眨眼的“共党暴徒”，心狠手辣，碰都不能碰，更不能有半点同情。 可日子久了，黄茂才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那些被关进来的人，有的穿着破烂的学生装，有的是干瘦的工人，还有像江竹筠那样瘦弱的女人。 他们说话讲道理，待人讲情义，脊梁骨永远挺得笔直。 反倒是那些动不动就用鞭子抽、用辣椒水灌的特务，看着更像魔鬼。 1948年，解放军一路反攻，国民党兵败如山倒。 也就是这一年，江竹筠被捕，关进了渣滓洞。 那天正好是黄茂才值班，登记名单时他注意到这个同乡。 两人一搭话，发现还是四川大邑那边的人，口音听着亲切。 江竹筠看着年轻，眼神却特别亮，哪怕被折磨得满身伤，也从来不低头。 黄茂才心里咯噔一下，觉得这女人不简单。 慢慢地，江竹筠开始跟他说话，不讲大道理，就聊聊家乡，问问家里情况。 黄茂才本来就是个老实人，听多了也就明白了，这些人根本不是什么坏人，是为了老百姓在拼命。 他心里那点害怕和抵触一点点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说不清的敬意。 有一次，江竹筠托他往外带个纸条，说是给家里人的。 黄茂才心跳得快蹦出来，他知道私通犯人在这里是杀头的大罪，可看着江竹筠那双眼睛，他咬咬牙接了过来。 他利用出门采买的机会，绕了好几道弯，把纸条塞给了指定的联络人。 回来路上，他腿都是软的，心里却莫名踏实。 从那以后，黄茂才就成了渣滓洞里的“特殊信使”。 他帮江竹筠送信，也帮曾紫霞、胡其芬这些革命者传消息。 为了不被发现，他把纸条藏在鞋底、缝在衣领里，甚至掏空馒头把信塞进去。 据后来统计，他前后送出了二十多封关键情报，很多内容关系到狱中同志的生死安危。 他做得小心，表现得也像个普通看守，没人怀疑到他头上。 1949年，重庆城里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刘邓大军压境，国民党败局已定。 渣滓洞里的气氛也变得诡异起来，特务们跑的跑，慌的慌，剩下的开始疯狂销毁文件。 黄茂才因为不是军统嫡系，又显得“立场不稳”，被随便找了个理由遣送回乡。 临走前，胡其芬托他送出了一份《最后的报告》，那是狱中同志用血泪总结出的斗争经验。 黄茂才揣着这份沉甸甸的材料，离开了歌乐山。 他刚到家没几天，渣滓洞就出了大事。 11月27日夜里，国民党特务把两百多名政治犯赶进牢房，用机枪疯狂扫射，扫完还不放心，挨个补枪，最后泼上汽油焚烧。 那场大火烧了一整夜，一百八十多名革命者遇难，其中就有江竹筠。 黄茂才在老家听说消息，一个人躲在柴房里哭，他觉得是自己送出的信太少，没能救下更多人。 本以为回到老家就能安稳过日子。 可1951年，镇反运动开始，黄茂才因为那段渣滓洞看守的经历被逮捕。 不管他怎么解释自己帮过共产党，没人信。 在那个年代，谁会相信一个国民党看守会是好人？ 他被押赴刑场，就在枪声响起的前一刻，他扯着嗓子喊，说自己给江姐送过信，是冤枉的。 执行官犹豫了一下，暂时把他押了回去。 因为没有证据，死刑改成了无期徒刑。 这一关就是28年。 从青年到白头，黄茂才在牢里认真劳动，从不惹事，心里就憋着一股劲：活着，等到清白的那天。 转机出现在1981年，重庆烈士陵园的工作人员在整理档案时，发现了那份《狱中意见》，顺藤摸瓜找到了当年的幸存者曾紫霞。 此时曾紫霞已经是医学教授，一听黄茂才还活着，激动得不行，当即写了详细的证明材料。 紧接着，更多当年的亲历者站了出来，替他作证。 1982年4月12日，荣县法院正式宣判：撤销原判，宣告黄茂才无罪，恢复名誉。 拿到判决书那天，59岁的黄茂才蹲在路边，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 这30年，他失去了青春，失去了名声，却始终没放弃心里的那点光。 后来，当地政府还任命他为政协委员，每月发生活补贴。 一个曾经的国民党看守，最终以这样的方式，被历史记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