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史沫特莱病逝于英国伦敦，她的遗嘱骤然震动北京：全部财产赠予朱德，唯愿遗骨归葬中国大地。 1928年，36岁的史沫特莱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走下轮船的那一刻，眼前的上海滩把她狠狠地震住了。 一边是十里洋场，外国大亨们抽着雪茄、穿着呢子大衣，笑声在豪华洋行里回荡；另一边转个弯到了码头，干瘦的苦力们光着脚丫子，被沉重的货物压得喘不过气。弄堂破旧的车间里，十几岁的童工满手都是血口子，眼神里透着麻木。这简直就是她小时候见过的苦难翻版，换了个国家，压迫照样刺骨。 从那一刻起，她顺理成章地和宋庆龄、鲁迅、丁玲这些进步人士走到了一起。在宋庆龄的推荐下，她加入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担任英文秘书。那时候的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她不顾个人安危，不仅把抗议信和真相翻译成英文发往全世界，甚至把自己的住所当成了地下工作者的临时避风港。有人曾好心劝她别拿自己的命开玩笑，她却淡淡一笑，觉得人活着总得为自己信奉的理想担点责任。 但真正让她觉得“找对地方了”的命运转折点，发生在1936年的陕北黄土高坡。 西安事变爆发前后，外界对红军的传言满天飞，史沫特莱非得亲自去一探究竟。冒着极大的风险穿过层层封锁线，她终于在延安见到了朱德。这绝对是一次极具颠覆性的历史会面。在她的固有想象里，统帅千军万马的将军，怎么着也得威风凛凛、气度不凡吧？结果站在她面前的，是一个穿着打满补丁的灰布军装、脚踩破草鞋、看起来就像个老农的质朴军人。 两人在窑洞里一聊，史沫特莱完全被折服了。朱德虽然外表粗犷，却有着极高的文化修养，谈吐儒雅，并且句句话都离不开“让穷苦人有饭吃、有地种”。那一瞬间，史沫特莱犹如醍醐灌顶。她在美国苦苦寻找的那种能真正代表底层老百姓利益的力量，远在天边，就在眼前的这片黄土地上。她毅然决定，要给朱德写一部传记，要把这支队伍的故事真真切切地告诉全世界。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连朱德都劝她留在相对安全的后方，可她骨子里的热血一上来，谁也拉不住。最后连毛主席都拍了板，认为她去前线报道的价值远大于留在后方整理资料。 在晋察冀的深山老林里，她跟八路军战士同吃同住。遇到日军扫荡，子弹贴着耳边呼啸而过，她照样趴在泥地里做着战地记录。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件极其悲壮的小事深深刺痛了她。 那是1940年的一场激战，日军为了突破防线，丧心病狂地使用了化学毒气。史沫特莱在战地医院帮忙救助伤员时，看到一个因为吸入毒气导致大脑严重受损的年轻士兵。那小伙子连呼吸都极其困难，但在听到史沫特莱的问候时，拼尽最后一丝力气挤出一句话：“为了国家，一切都值得。”说完便倒下了。 咱们大可以换位思考一下，一个外国记者，眼睁睁看着这片土地上的年轻人为了保家卫国，连命都能毫无保留地豁出去，这种震撼怎么可能不动容？就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她用脚丈量了中国的土地，用笔写下了《中国在反击》。她要让大洋彼岸的公众看看，中国人绝没有屈服，他们正在用血肉之躯筑起坚不可摧的新长城。 由于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日渐垮掉的身体，史沫特莱在1941年被迫离开中国，后来辗转流亡到了英国伦敦。长年累月的战地生活早就拖垮了她的肠胃，最终查出胃癌晚期。但在最艰难的岁月里，她硬是熬了八年，耗尽心血完成了《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的初稿。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伦敦，她在收音机旁激动得久久难以平静，因为她知道，当年窑洞里的那些承诺，终于变成了现实。 这才有了咱们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一幕。临终前的史沫特莱立下遗嘱，把存放在德国底兹出版社的高达95000多马克的巨额稿费，全权交给了朱德。 在史沫特莱心里，朱德早就超越了一个具体的朋友，他代表的是那支由穷苦人组成的军队，代表着她毕生追求的那个没有压迫的公平世界。她把钱交给他，等同于把自己的毕生心血交给了中国的人民事业。 更有意思的是这笔钱的最终归宿。据最新公开的史料记载，1958年，中国驻德使馆向国内请示这笔存放已久的巨款该如何处理。朱老总得知后，大笔一挥，批示道：“买自然冶金科学新书、化学新书寄回！”于是，这笔带着史沫特莱体温的遗产，变成了一箱箱最前沿的科技书籍，送到了当时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各大科研机构和图书馆里。这无疑是史沫特莱以另一种更深远的方式，继续参与着新中国的建设。 1951年5月6日，在史沫特莱逝世一周年之际，她的骨灰历经辗转，终于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朱德亲手为她的墓碑题写了四个大字：“中国人民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