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时有规定，夫妇不能在一起。 例如毛主席跟贺子珍。这个规定执行得很严格。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妇女干部不多，只有30名，女护士和女勤务员的数量也很少。 长征路上有个规矩，听着有点硬，夫妻不能黏在一块儿走。 不是谁心冷，也不是故意拆散人。 队伍在突围，前后都是追兵，山路一窄，几万人像被线牵着往前挪，谁都不能只顾自己的小日子。毛主席和贺子珍就是这样，贺子珍怀着身孕，被安在休养连，毛主席在干部队伍里。 两人未必隔得多远，可行军一拉开，近处也像隔山隔水。 中央红军里的女同志本来就少，常见说法是女干部三十名，女护士、女勤务员更少。女人太少了，少到落进几万人的队伍里，转眼就被尘土盖住。红四方面军又是另一副景象，妇女多得多，还组过妇女独立团，真打起来一样顶在前头。 两相一照，中央红军那三十来个女同志更显得孤零零。 可少不等于轻。她们不是跟着队伍走走样子的人。背米、护伤员、做宣传、照顾病号，哪一样都不是轻巧活，桩桩都真磨人。 贺子珍不是旧式深宅里的女子。 井冈山那几年，她拿过枪，做过侦察，也在险处救过人。她会给毛主席做湖南味的饭菜，辣椒汤一端上来，人间烟火气就冒出来了。可长征不是家里的灶台。她怀孕了，还要跟着队伍翻山过水。毛主席派警卫吴吉清、王亚堂照料她，可照料归照料，路还得自己走，苦还得自己受。孩子、病痛、分离，这些东西挤在一起，谁也替不了谁。 康克清和朱德几乎没有分开，算是个例外。 可这个例外不是因为她是朱德的妻子，而是她本身就是一名硬扎扎的战士。她十五岁就在井冈山打仗，十七岁同朱德结婚。长征时身上能带两支手枪和一支毛瑟枪，有时还替疲惫的战士扛三四支步枪。给她一匹马，她也常让脚去受罪。这样的人站在队伍里，谁若只叫她“夫人”，那就看轻了她。 她后来回忆长征，说像在野外散步。听着轻松，甚至让人一愣。可她的轻，不是苦路变甜了，而是她身边有蔡畅，有几位留过学的同志，大家一路说笑，讲国外见闻，偶尔唱《马赛曲》。人在饿到发慌、脚底起泡的时候，几句笑话也能当干粮。康克清能笑着走，别人未必笑得出来。多数亲历者回头看，看到的还是一条危险又漫长的路。 妇女队伍里的麻烦，很多都藏在小事里。谁背米，谁做饭，粮食怎么分，马给谁骑，伤病员怎么安置，听着像鸡毛蒜皮，落到行军队伍里就是火星子。博古夫人刘群先出发时二十七岁，长征前刚在空袭中被弹片伤了头，还流产了。她后来回忆，脚疼得厉害，天天想用热水洗。可那时有热水已算难得，更多时候是牙一咬，腿一抬，继续往前挪。 男同志有怨气，说女同志待遇好，还不背该背的米袋。女同志也委屈，饿着肚子爬山，谁还能天天笑脸相迎。后来把她们单独编队，让刘群先当队长，李伯钊负责粮食补给，纪律一紧，情况才缓过来一点。危秀英说，对女人来说更难。这话朴素，没绕弯子。长征不会因为她们是女人就少给一分苦，身体上的难处反倒更多。 刘英被分在中央纵队第三梯队，那地方更像一支被重物拖住的后勤队。五千名运输人员抬着印刷机、制币设备、邮票机，还有制造枪弹的工具。机器拆开了也沉，一个齿轮、一段外壳，常要几个人抬。夜里走路，不能点火，雨一来，小道滑得像抹了油。 有人连人带物从崖边掉下去，有人开小差回家，有人把沉重的东西扔在路边。刘英要劝，要鼓劲，要把快散的人心往回拢。她后来苦笑，说这活棘手。其实哪只是棘手，简直是在漏风的船上舀水。 队伍对男女关系又管得紧。 干部战士不能随便结婚，干部军官也要批准。 很多红军战士年纪轻，见识少，对女性身体几乎不懂。危秀英过河时，有个年轻战士看见她月经，以为她受了伤。这个细节有些窘，却很真。革命青年不是从书本里直接长出来的，他们从穷村、苦地、旧习俗里走来，身上还带着土腥气和懵懂劲。 李德和肖月华的事，又是一层尴尬。 红军整体讲纪律，也带着一种近乎清苦的自律，可这位外国军事顾问偏偏有自己的生活要求。 肖月华被安排到他身边，语言不通，性情也难合。长征一开始，她被送进休养连，两人吵，她也同女同志闹。康克清多年后说得直白：一个不会中国话，一个只会中国话，怎么过日子？婚姻若只靠安排和身份撑着，山路一长，裂缝就全露出来了。 蔡畅则像路上的一盏小灯。她出身不低，去过法国，家里多人死于斗争，自己却很少怨天怨地。长征时给她马，她常让给伤病员，自己走。她讲故事，开玩笑，给人提气。康克清说那是精神食粮，这话不虚。人当然要吃饭，可人心若垮了，腿也迈不动。蔡畅纤瘦，却能翻越五岭，在二万五千里路上做宣传鼓动，这份韧劲，不响，却硬。 重新看那条夫妻不能同行的规矩，不能只看冷。它确实拆开了许多人，也逼着每个人从“谁的妻子”“谁的丈夫”里走出来，重新被苦路称量。 天黑时，队伍还在走，马让给伤员，枪压在肩头，泥水没过鞋帮，有人低声说笑，有人咬着牙，一步一步，把自己交给前面的山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