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人的认知中，明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文明最富裕的国家。西方人不理解什么是汉唐雄风，但对大明雄风有深刻的了解。 十六、十七世纪的欧洲人来到中国，带着一股硬气。心里多半觉得自己见过大世面。可一进明朝的城镇、码头、田埂和作坊，那股气就有点乱了。天文推算常被他们嫌，卫所旧炮也招来白眼；偏偏稻田一年三熟，水车把水送上山坡，瓷器在欧洲贵族桌上发亮。 嘴上说不服，手却伸得快，买农具，学造船，打听瓷土，医书一本本翻过去。 明末火器不是土法硬凑。葡萄牙、荷兰的炮传进来后，明军仿造、改装，佛郎机、红夷炮都进了军中。拉达在福建看见一些卫所火炮，嫌粗笨，款式老，有的只能打石弹。这话刺耳，也不算全错。明朝军备本来就冷热不均，边角地方破破烂烂，精锐部队却另有家底。 西班牙舰长阿特雷达给国王写信，说明军精锐火炮性能出色。门多萨登上明朝战船，见到船上佛郎机，也承认造得好，威力足。帝国大了，亮处扎眼，暗处也吓人。 最被欧洲人瞧不上的，是天文。克鲁兹说中国缺少天文知识，拉达嫌几何和计算差。到康熙年间，南怀仁批评元明旧仪器笨拙，纪理安更狠，连郭守敬简仪一类旧物都建议当废铜处置。利玛窦说得厚道些，他觉得器物未必差，问题在读书人都往科举路上挤，肯蹲下来算星象的人太少。聪明脑袋都去押八股，星空再高，也只能落一层灰。 欧洲人的轻慢走到田里，常常就站不稳。利玛窦说中国比欧洲富裕得多，不是随口送人情。水稻一年三熟，稻田养鱼还能减少病害。门多萨记下明朝农民用竹料裹鸭蛋，点稻草加热，寒冬也能孵蛋。这个细节土，却有分量。 福建大型水车能把水灌到山坡，拉达见了也夸。东南常用的扬谷扇车，从西汉一路改到明代，有闭合机身，有轮轴，有摇手，两个人便能把谷物处理得飞快。荷兰、瑞典船员多次买走，甚至走私到欧洲，高价转卖。十八世纪欧洲农村出现各式改装扇车，慢慢替掉靠簸箕扬谷的苦活。技术常踩着泥，吱呀吱呀地转。 医术也让欧洲人放不下。利玛窦说，中国看病方便，花费低，医院也多。王叔和的《脉经》在波兰、荷兰都有译本，十七、十八世纪颇受关注。《本草纲目》也被摘译。种痘防天花更要紧，明代已经成熟，经土耳其传到欧洲，还治好英国驻土耳其大使夫人。伏尔泰称赞这个东方办法，说它是伟大的先例。天花面前，谁也别摆架子，能救命的东西，比空话硬。 印刷术让欧洲人又佩服又挑刺。利玛窦说中国印刷比欧洲早五百年，木版改错方便，一块版一天能印一千五百多份。书多，价低，知识才流得动。可中国纸不如欧洲纸耐用，也不太适合双面印。明朝人起初不信欧洲也会印书，欧洲人气得送来印好的圣经。王肯堂见圣经两面有字，还能防水，惊讶得很。文明碰面，谁都想逞口气，才发现对方袖子里也藏着东西。 手工业更像一记闷拳。克鲁兹嘲笑过中国天文，却在广州住了两个月后被匠人镇住。锡器、铁器、陶器，样样有门道。广州匠人名声大，还有人漂洋过海到南洋谋生。丝绸和瓷器在欧洲尤其吃香。欧洲能仿丝绸，可贵族圈仍认中国货，法国仿品穿出去，还可能被笑土。康熙年间，殷弘绪把景德镇高岭土带回法国，欧洲又折腾五十年，才烧出硬质瓷。 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在清代没进《四库全书》，十八世纪却进了巴黎皇家文库。儒莲称它像技术百科，树皮造纸、制墨、制铜、活塞风箱、提花机，都有高明处。明末乡间那种带风帆的独轮小车，也让欧洲人看得新鲜。一六零零年，荷兰学者史蒂文仿造风帆马车，顺风能跑四十英里，贵族青年拿它竞速。《失乐园》里还写到中国人借风驾驶轻车。田头小物拐了个弯，竟钻进欧洲文学的缝里。 造船这块，明朝有起有落。正德年间，葡萄牙人皮雷斯看不起中国船，说一艘葡萄牙战舰能打二十艘中国船。他赶上海防松弛，广东洪武年间有船七百多艘，到正德前后只剩一百多艘，还多是小船。嘉靖中期以后，为对付倭寇，明朝重建水师，门多萨再看明朝战船，话就变了，说中国船结实耐用，一艘抵欧洲两艘的寿命。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还连年主持学习中国船。 万历中期以后国库紧，水师又被削，广东六大水寨到天启年间裁撤九成，南澳水寨到崇祯年间只剩八艘船。荷兰人在东南海面横行，郑芝龙一类海上势力坐大，根子就在这里。船能造，炮能装，钱袋子一瘪，海面就让给别人撒野。 桥梁和道路最能看出帝国筋骨。门多萨写泉州花岗岩桥，巨大的长石板横在水上，他想不通靠人力怎样架上去。明朝城市道路整洁，驿路四通八达，牌楼也让他想起古罗马凯旋门。彼得大帝时期，俄国使团还到北京求教造桥。钱伯斯说欧洲艺术难与东方相比，只能吸收它的光辉。 西方人未必懂汉唐雄风，可他们见过明朝的田、水、船、桥、瓷火和书版，那种沉甸甸的富庶，就摆在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