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那么小一个国家，为什么敢起灭亡中国的念头？支撑这种胆量的，既不是数量上的优势，也不是地盘的广阔，而是一种对中国精神状态的判断。 1932年1月，这个判断又被强化了一次，地点在上海。 九一八事变过去还不到半年，东北三省拱手相让的余震还没散，日本海军就盯上了上海。1932年1月22日，日本驻沪领事村井向上海市当局提出要求，说驻守上海的中国第十九路军必须后撤三十公里。 军政部长何应钦赶来上海当面劝说，说国力未充，忍辱负重才是正道。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听完，只回了一句：驻地是中国领土，撤退殊无理由。 话是这么说了，国民政府随后安排了张静江出面，约蔡廷锴到杜月笙家里谈。张静江打感情牌，说十九路军有功于革命，战端一开损失太大，望体念中央意旨。 蔡廷锴把脖子一梗，说上海是中国领土，十九路军是中国军队，有权驻兵。张静江在蔡廷锴面前丢了面子，事情就这么僵着了。 1932年1月28日深夜，日本海军陆战队兵分三路突袭闸北。蔡廷锴和总指挥蒋光鼐、淞沪警备司令戴戟联名向全国发出通电，守土有责，尺地寸草不能放弃，虽牺牲至一卒一弹绝不退缩。 三万对阵七八万，中国守军在兵力装备全面劣势下扛了近四十天，把日军原本扬言的"四小时占领上海"打成了四次易帅。 然而打到最后，1932年5月5日签下《淞沪停战协定》，上海附近划出日军驻扎区，中国军队不得在本国土地上正常布防。拼命打了一仗，换来的是一份让日本在上海合法驻军的条约。 仗打完了，东北的事还没完。1933年初，日军越过山海关，目标指向热河。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手里有兵，却把家产提前转移出境。 1933年3月4日，承德被不足两百名日本骑兵直接拿下，几乎没遇到像样的阻击。热河丢了，张学良只能辞职出走欧洲。 当年5月31日，国民政府代表熊斌与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签字，划出大片非武装区，事实上默认了日本占领东北和热河的合法性。《塘沽协定》的墨迹未干，日本已经在策划下一步。 两年后，1935年5月，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国民政府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递交了新要求：中央军撤出河北，国民党在冀的特务机构解散，强硬抗日的河北省主席于学忠调走。 何应钦以复函形式照单全收，史称《何梅协定》。国民政府中央军第二师、第二十五师撤离河北，于学忠和第五十一军被调去西北。华北的门，就这样从里面打开了。 当年12月，宋哲元出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华北五省实质脱离南京管辖，进入所谓"特殊化"阶段。 从《二十一条》到济南惨案，从皇姑屯到九一八，再到热河失陷、塘沽协定、何梅协定，日本用了二十年时间，一次次推门，一次次发现门还是没锁。 每一次退让，都让对方的步伐再往前迈一步。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一声枪响，宛平城周围实际上已经被何梅协定后的格局困住，中国守军几乎孤立无援。 前门不守，后院早已起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