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志愿军司令杨勇刚刚回国，1位老部下就打来电话，说：“老首长，因为我生活作风问题，如今还没有工作。”杨司令思虑再三，还是给总干部部打去电话，讲：“他已经挨了处分了，请给他安排1份工作吧。” 主要信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沙场建勋业 风范铭青史——纪念杨勇同志诞辰100周年 ） 1958年的一天，刚率领最后一批志愿军从朝鲜回国的杨勇将军，接到一个电话。 电话那头，是他的一位老部下，声音里透着窘迫和无奈。 这位老部下不是别人，正是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六军的首任军长，尹先炳。 他打电话来，是因为自己之前犯了严重的生活作风错误，受了很重的处分，眼下处分期满了，却找不到单位接收，工作没有着落，一家老小的生活成了问题。 尹先炳15岁就参加了红军，是个“红小鬼”。 从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一路打过来，是真正从枪林弹雨里拼杀出来的战将。 他打仗勇敢，也有谋略。抗战时期，他指挥部队打过不少漂亮仗，在八路军里很有名气。 到了解放战争，他已经是主力纵队的旅长，跟着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一系列大战。 1949全军统一编制时，他成为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第十六军的首任军长，当时才30多岁，是军长里很年轻的。 这份资历和战功，是实打实用命换来的。 新中国成立后，他的部队驻防贵州，一边剿匪，一边搞建设。 抗美援朝战争后期，第十六军被选为全军重点建设的现代化合成军，换装了当时最先进的苏式装备，成了全军武器装备最好，火力最强的“拳头部队”。 尹先炳带着这支精锐之师开赴朝鲜。 在朝鲜，他指挥部队打过几次小规模的战斗，都打得干净利落，展示出了强大的战斗力。 按照他这样的革命资历，职务和战功，如果不出意外，在1944年全军第一次大授衔时，被授予中将军衔是顺理成章的事。 当时拟授的名单里，也确实有他的名字。 可问题就出在这个“意外”上。 长期的战争环境过去后，到了相对和平的时期，特别是到了朝鲜，战事不像国内那么频繁紧张，一些思想上的弦就容易松下来。 尹先炳当时作为高级指挥员，接触苏联顾问比较多，受了一些不好的风气影响，迷恋上了跳舞，生活上开始不检点。 更严重的是，他利用职权，与身边的一位女工作人员发生了不正当关系，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这件事后来被组织严肃查处。 在革命队伍里，功劳是功劳，错误是错误，两者不能互相抵消。 尤其是涉及生活作风和纪律的原则问题，处理起来非常严格。 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对此类问题一向是深恶痛绝。 对于尹先炳的错误，组织上给予了极其严厉的处分，原本拟授的中将军衔被撤销，最终只授予大校军衔。 在全军那么多首任军长中，他是唯一一个没有获得将军军衔的。 这还没完，他的党内职务也被一撸到底，开除了党籍。 对于一个15岁就投身革命，把党看得比命还重的老红军来说，这个处分比撤职，降衔更让他痛苦。 随后，他被调离了野战部队，安排到解放军政治学院，负责一些后勤方面的工作。 从指挥千军万马的前线主官，到管理杂务的“后勤管家”。 受了处分，就得老老实实接受改造，用工作来弥补错误。 尹先炳在政治学院工作期间，表现是认真踏实的。 但根据当时的政策，像他这样被开除党籍的干部，处分期满后，要想重新安排一个像样的工作，非常困难。 哪个单位愿意接收一个背着重处分、名声不好的人呢？ 他四处碰壁，到了连养家糊口都成问题的地步。 走投无路之下，他才硬着头皮，给老首长杨勇打了那个电话。 可以想象，以他那样一个心高气傲，战功赫赫的军人性格，开口求人，尤其是求老领导为自己的“丑事”说情，内心得经历多少挣扎和屈辱。 杨勇接到电话，心情肯定也很复杂。 尹先炳是他多年的老部下，打仗是一把好手，他爱才，也念旧情。 但尹先炳犯的错误，性质是严重的，处分是组织公正作出的，他必须维护组织的权威。 这个忙，该怎么帮？ 如果一味讲私情，去为处分翻案，那肯定不行，也违背原则。 但如果眼看着老战友生活无着，他又于心不忍。 杨勇经过慎重考虑，采取了一个很有分寸的做法。 他给负责干部工作的总干部部打了一个电话，没有为尹先炳的错误做任何辩解，也没有要求改变原来的处分决定。 只是客观地反映了一个情况，尹先炳已经接受了组织的处分，并且在工作岗位上认真改过了，现在处分期满了。 他总得有个地方工作，有口饭吃，能不能请组织上根据实际情况，给他安排一个工作岗位。 杨勇这个电话，话说得很有水平。 他既坚持了原则，承认了处分的正当性，又体现了革命同志之间的情义和人道关怀，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为陷入绝境的老部下争取了一条出路。 最终，组织上采纳了意见，为尹先炳安排了工作，让他继续在军队院校系统从事教育和后勤方面的工作，使他有了一个安身立命，继续为军队建设出力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