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大授衔开国大将原定15位，落选的五位将军都是谁？ 第一位：张宗逊。195

55年大授衔开国大将原定15位，落选的五位将军都是谁？ 第一位：张宗逊。1955年授衔时，张宗逊最初被列入大将拟授名单，但最终仅获上将军衔。究其原因，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也是最直接的，是他在关键战役中的指挥失误。1946年的大同集宁战役中，张宗逊担任总指挥，在兵力绝对优势的背景下，却因判断失误、犹豫不决而导致失利，并间接引发了后续张家口的失守；1947年的西华池战役，他再次出现指挥问题。这两次败仗严重影响了组织对他的评价。其次，受制于全军“山头平衡”的原则和名额限制。当时第一野战军名额有限，需要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将领。最终入选的许光达虽资历稍浅，但作为纯粹的红二方面军代表，对于维系部队系统完整性至关重要；而张宗逊出身将星云集的红一方面军，在该体系中缺乏不可替代性。第三是个人性格与综合能力也被认为存在短板。毛泽东曾评价他“该厉害时不厉害”，不少同僚也认为他谨慎有余、魄力不足，缺乏指挥大兵团作战的果断与狠劲，且长期担任副职，独立指挥的突出战绩不多。此外，虽有一些传闻称张宗逊对衔位十分淡然，甚至存在“主动让衔”的说法，但这更多反映其个人品格，并非落选的主因 第二位：宋任穷。宋任穷是一名出色的政工干部，长期从事政治工作和担任副职，缺少直接指挥大兵团作战的显赫战功。在政工干部的大将竞争中，他最终不敌更具代表性的谭政。此外，个人性格相对内敛、综合性贡献不够突出。其次，“山头平衡”原则也对结果产生了影响。宋任穷与谭政、张宗逊同属“秋收起义”这一重要“山头”，而在最终评定时，毛泽东圈定了谭政与张宗逊两人作为该体系的代表。谭政长期担任军队政治工作最高领导职务，贡献卓著；张宗逊则拥有更丰富的军事主官经历和战功。相比之下，宋任穷在该体系中失去“不可替代性”，因而在筛选环节落选。 第三位：1955年授衔时，萧克落选大将，在许多旁观者看来颇为可惜，但细究其军事生涯，自身失误过多确实是导致其军衔止步上将的关键原因。萧克晚年也坦诚自己“站错了两次队”：一次是1929年白沙会议，他在朱毛之争中支持朱德，导致毛泽东被解除红四军前委书记职务；另一次是长征甘孜会师后，他曾被张国焘拉拢，出任红四方面军31军军长。这两次政治立场上的摇摆，虽未让他彻底失去中央信任，但终究在评衔时成为减分项。比政治站队更致命的，是他两次在关键岗位上辜负期望。第一次是1939年，中央任命他为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兼政委，赋予他开辟冀热察根据地的重任——这里涵盖冀东、平西、平北，若能成功，地位不亚于聂荣臻的晋察冀。然而萧克到平西不久，便处决了冀东抗联领袖高志远，导致抗联人心涣散，队伍溃散，同时激怒了邓华、宋时轮，二人愤然离去。而冀热察赖以支撑的武装力量，恰恰就是邓华支队、宋时轮支队和冀东抗联，杀一人而全局崩盘。此后数年他再无力完成中央任务，冀热察最终并入晋察冀。第二次是1946年6月，晋察冀军区重组，萧克出任野战军司令员，迎来证明自己军事才能的机会。若能打出粟裕那样的战绩，凭其深厚资历，军衔绝不在粟裕之下。然而晋察冀部队在萧克指挥下一直被动挨打，被傅作义压制，整个解放战争期间他都未能建立显赫战功。两次政治站队失误，两次军事上令人失望，叠加在一起，最终使这位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八路军120师副师长与大将军衔失之交臂，正如有人评价的：他能评上上将，其实已经很不错了。 第四位：王震。最初拟授予15名大将，王震名列其中，但由于名额被压缩至10人，他成为了被缩减的5人之一。名额缩减后，王震与同属“红二方面军”的许光达之间产生了直接竞争。最终，许光达因其为红二军团的嫡系代表，被认为更能代表这一“山头”的历史脉络。相较于王震长期工作的红六军团，其代表性被认为稍逊一筹。此外，授衔时的现实职务考量也起到了作用：许光达是首任装甲兵司令员，当时借鉴苏军经验，苏联装甲兵司令员为大将军衔，需对等授予，这成为许光达最终胜出的一个实际因素。值得注意的是，许光达本人曾主动写信要求让衔，并力推王震，但未被采纳。 第五位：周纯全。他早年曾是红四方面军核心领导人，担任过红四军政委、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1935年更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资历极深。但他在张国焘领导下忠实执行了错误的“肃反”政策，导致许多优秀将领被迫害，这成为他终身难以卸下的政治包袱。此后从1936年至1946年，他几乎十年未掌兵权，抗战时期主要在抗大等后方院校任职，解放战争中则转任东北野战军后勤工作，未能留下独立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耀眼战绩。1955年评衔时，大将名额从最初的15人压缩至10人，红四方面军的代表名额变得十分稀缺。在同属红四方面军的候选人中，徐海东因“雪中送炭”对中央有特殊贡献，陈赓几乎是全才型战将，王树声则被视为更具“不可替代性”的代表人物。周纯全虽资历高于王树声，但因历史错误和战功不足，最终在权衡中落选，被授予上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