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月3日上午，上海市川沙县杨思公社王家村生产队的女社员们在地头收割卷心菜。 一个叫刘美娣的19岁女社员割到地中间，发现有一棵卷心菜的菜叶被麻线缝得紧紧的，跟其他菜不一样。她喊旁边的社员看，有人开玩笑说里面兴许藏着金银财宝。 刘美娣一刀把麻线割断，老叶子松开来，里面露出来一束黑头发，再挑开一看，那里面竟然是一颗女人头。 当时，负责侦办这个案子的是上海市公安局刑侦处副处长顾向敏，他是十年风暴期间少数没被冲击下放的老公安之一，与当时被迫去橡胶厂烧锅炉的刑侦处长、后来的“江南神探”端木宏峪齐名。 顾向敏赶来后，现场已被严重破坏，地里的脚印全毁了，只能提取到一段捆扎用的细麻线。那个女人头虽然已经膨胀发紫，但面目仍可清晰分辨：马尾辫，用一根绿色橡皮筋绑着，大约一米六一的身高，脑后连着一截脖颈切面，刀口平整，切痕干脆。 顾向敏判断，凶手不会把人头扔在菜地里却把躯干抛到太远的地方。 他带着生产队长沿公路查看，发现菜地旁边就是一条大河，立即调集18条渔船在河道里探捞。 果然，几个小时内，河底下连续拖出了12个油纸包，全部用同样的细麻线捆绑。 法医将这12个油纸包内的尸块和菜地里的人头拼在一起，一个完整的年轻女性身体显现了出来。尸检表明：身高一米六一，体态丰满，后腰有一块直径约一厘米半的黑色圆形胎记；死因是扼颈窒息，死亡时间约在元旦前后；胃里残留有白菜、肉丝和年糕，说明她死前两三个小时还在过节一般的日子里吃了她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一顿饭；她的手掌又粗又硬，说明生前长期干体力活，但最近两三个月没有干活了，手掌开始变软。 顾向敏把照片发到全市派出所和居委会，发动所有基层组织拿着人头像挨家挨户去问。 1月10日晚上，小南门街道办一个干部打来电话：画像很像住在某号的吉关山的女儿。 警察摸上门去，吉关山极不耐烦，说他女儿吉慧萍1970年去了云南勐腊的军垦农场，不在上海，你们查也白查。 但办案人员注意到墙上挂的全家福里，大女儿的面部轮廓、马尾辫与卷心菜里的女人头高度吻合。专案组当即给云南那边发去电报，那边隔日回复：吉慧萍早在1971年11月19日就离开农场回沪了，至今未归。 到了这一步，吉关山才说了实话：女儿从云南偷偷跑回来，他碍于面子不敢承认，对街坊邻居一直说女儿还在云南，可他也不知道女儿回上海以后住在哪里、跟谁混在一起。 法医通过拍尸体左前臂X光片，发现有骨折后愈合痕迹，这与吉慧萍在学校运动会摔断左臂的记录吻合，身份最终确认。 紧接着，她的住处也查了出来。 南市区一个叫房洁珍的妇女收留了吉慧萍，她与吉慧萍的姐姐有交情，据她说，吉慧萍最近经常半夜才回来。 这个案件的侦破拐点，来的非常偶然，而且充满了黑色荒诞讽刺意味。 案发后一个月，上海民兵在杨浦区街面巡逻时，抓到一对正在卖淫嫖娼的男女。 女的叫陈招娣，她在审讯过程中很不满地说了一句：“你们也就只能抓我们这种在大街上搂搂抱抱的，那些杀人碎尸、抛尸扔人头的，你们抓得到吗？” 当时整个上海公安系统都知道，1·3碎尸案的头颅被缝在卷心菜里、尸块用油纸包麻线捆绑——具体的案情从未对外公开，普通的街边流言不可能知道这些细节。 侦察员立刻反问陈招娣：“你刚才说的杀人分尸碎尸，是哪个人做的？” 陈招娣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不敢再隐瞒，很快供出了她的姐夫——上海大达机器厂的木匠李泰洋。 专案组随即将李泰洋抓获。 李泰洋没料到自己的小姨子把自己给卖了，面对审讯几乎没怎么抵抗，很快就全部供认了。 他供述，吉慧萍从云南回沪后没有收入，做了暗娼。 两人交易，事前谈了一个价钱，事后吉慧萍不认账，她指着李泰洋的鼻子说，不把钱拿出来就告他强奸。 李泰洋怕被扣上“破坏上山下乡”的帽子，一害怕就把她掐死了。 杀人后，李泰洋把尸体拖到里屋，用木匠锯子和刀分尸，他老婆是知情人。 第二天晚上，他把头颅缝进回家顺手买的一棵卷心菜里，其余尸块用油纸包起来，分两天时间断断续续扔到了川沙杨思公社的菜地和河沟里。 这个案子发生的时间，非常特殊，因为尼克松即将访华，那段时间被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的前夜。 当时，美国国内的敌对势力为了抹黑中国，在纽约《每日快讯论坛》发表极具煽动性的评论“有人在菜地里发现了被肢解的女人尸块”，警告尼克松此行将面临人身安全威胁，暗示中国治安混乱、暴徒横行。 一起地方刑事案件，案发后仅过了一天，境外就发出了详细报道，这说明当时有人专门盯着上海。 总理要求2月15号前必须破案。 顾向敏后来对人说，没有总理下达的限期侦破指令，这案子也许也能破，但凶手可能还要在外面多晃荡一段日子，甚至可能永远不会有人知道。 1972年2月3日，此案侦破的消息刊登在《大公报》上，从而挫败了西方舆论的攻击。 4月28日李泰洋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一个惊悚的命案悲剧，因为撞上了外交博弈和政治洪流，最后成了那个时代的标签，一代人的暗色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