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3月16日凌晨，石家庄的夜空被几声巨响撕裂。 当消防队员赶到棉三宿舍16号楼时，整栋楼已经整体坍塌，化为一片废墟，瓦砾中到处都是遇难者的遗体。 同一天凌晨，另外三处居民楼也接连发生爆炸。事后统计，共108人死亡，38人受伤。制造这起惊天大案的，是一个双耳失聪、口齿不清、稍有驼背的41岁男人——靳如超。 他被捕时，警方从他身上搜出了一本日记，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杀人的计划和对这个世界的诅咒。 靳如超1960年出生在江苏宿迁，8岁时随家人迁居石家庄。 9岁那年，一场感冒改变了他的一生——因为治疗不当，他患上了中耳炎，听力严重受损，从一个开朗的孩子变得沉默、孤僻。 13岁小学毕业时，没有中学愿意接收一个“聋子”，他只能辍学。同学们给他起绰号“靳聋子”，嘲笑他、戏弄他，没人愿意接近他。后来他多次治疗，听力不但没有恢复，反而继续恶化，到最终“只能看嘴形”与人交流。 这让他的性格越发的猜疑、孤僻、残暴。 16岁那年，靳如超进了石家庄棉纺三厂当工人，1984年结婚。 他的婚姻从一开始就充满暴力。他的前妻回忆，他性情残暴，“动不动就打骂，而且往死里打”。他的妹妹也说，从小就非常害怕他，“有一次家里包了点饺子，他从外面回来看见，一下子就把桌子掀翻了”。 1988年，靳如超因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他在监狱里并不安分，有一次妻子来探监，狱友给她倒了一杯水，他就一口咬定两人通奸，扬言要杀了那个狱友，为此被转到别的监狱服刑。 猜忌和残暴，这时候已经像毒液一样渗透了他的整个思维系统。 狱中的8年，正是靳如超心理彻底走向深渊的过程。 1997年减刑释放后，他带回的不是悔悟，而是两本被仇恨浸透了的日记。 记者后来翻看这些日记，发现几乎每一页都在扬言复仇，总字数长达几十万字。 离婚后，他怀疑前妻使用“麻痹恶毒手段”让所有人疏远他，怀疑前妻一手策划了让他入狱的阴谋，甚至连母亲被车撞死和父亲被撞伤，他都认为是前妻从中做了手脚。 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要制造还击她的邪毒，超过她的，亿计邪毒，来致死她的全家亲属、家族、孙子、后代无一人活在世间。”这种仇恨已经不止是针对某个人的报复，而是一种要斩尽杀绝的幻想。 就这样，他开始准备杀人，像准备一场战役。 在日记里，他列出了12种杀人方案——炸药、枪支、药物、钉子、铁丝、疯狗，甚至想过用盐酸注入前妻耳朵让她“得中耳炎死亡”，或者用强心针让继母心脏跳得更快而死。 与此同时，他的人生观念也彻底黑化，他在日记里写道：“现在社会无任何人讲法律道理，说弄你就直接弄你了。”在他看来，社会就是弱肉强食的丛林，只有学坏才能生存——“人一生只能学坏，出坏，学骗，这才叫有地位的人”。 这个时候的靳如超，其实已经危险至极。 最终引爆他的，是一个云南女人。 2000年秋天，他在石家庄结识了26岁的韦志花，两人同居后，靳如超对她动辄打骂，韦志花不堪忍受逃回云南老家。 2001年2月，靳如超追到云南，强迫韦志花跟他回石家庄，韦志花不从。 3月9日，靳如超在争执中用柴刀砍死了这个与他同居仅三个月的女人。 杀完人之后，他没有逃跑，而是更冷静地准备他蓄谋已久的爆炸计划。 从云南绕道返回河北的路上，他心里已经有了明确的仇杀目标：前妻的父母、前妻的现任丈夫、“私自”卖掉母亲房子的姐姐，以及那些他认定与他为敌的邻居们。 3月12日，他从鹿泉市的农民王玉顺、郝凤琴处买了炸药，做了爆炸试验。3月14日，他花了950块钱买下了575公斤炸药，分装成14袋，还准备了雷管和导火索。3月15日，他先后租用三辆车把炸药分藏到市区四个住有仇人的地点，当晚将雷管和导火索连接成引爆装置。3月16日凌晨2点，他像执行一个精密流程一样依次将四处炸药引爆——棉三宿舍15号、16号楼，市建一公司宿舍楼，五金公司宿舍楼，民进街12号院——然后逃离现场。 一个听力几乎为零的人，用575公斤炸药，在短短一小时内制造了建国以来最大的一起爆炸杀人案，这一切太令人毛骨悚然了。 被捕后，公诉人问他为什么要搞爆炸，他轻描淡写地说：“我只想吓唬吓唬他们。” 这一冷漠虚伪的回答，说明靳如超具有明显的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特征：高度攻击性、缺乏羞耻感、不能从经历中吸取教训、行为受偶然动机驱使。 这类人对社会规则和他人的痛苦没有基本感知，但靳如超的邪恶不只是病态，更有清醒的计算和极致的冷血——575公斤炸药精确布置，引爆顺序有条不紊，杀人目标明确清晰。 这才是最恐怖的地方：他不是一个“疯了”的人，他极其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这里有个细节极为残酷，靳如超的弟弟在电视上看到爆炸现场时，毫不犹豫地说：“错不了，准是我哥干的，我哥心狠手黑，他有这方面的技术，他报复心特强，谁得罪了他，他就会报复谁。” 遗憾的是，在夺走108条生命的连环爆炸发生前，没有人注意他，没有人相信他真的会炸楼，所有人都冷眼旁观，排斥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