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张百年前的黑白照片,两个身影相对鞠躬。一边是来华行医的外国院长,另一边是年仅四五岁的小病号,这是中国医疗史上最温柔、最动人的一幕。很多人看过这张图,却不知道背后藏着一段跨越国界的善意。 1900年，当时仇视洋人的情绪极度高涨，慈禧太后一道密旨传到杭州的督抚衙门，明确指令地方官员要将辖区内的外国传教士全部就地正法。 杭州当时的局势极其紧张，大批外国传教士面临失去生命的危险。接旨的四位浙江省级官员看着密件，几位官员心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抗旨面临杀头之罪，执行密诏则是违背良知。 经过权衡，其中三位大员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把密旨压下来，拒绝对传教士动手。这几位地方官哪怕掉脑袋也要护住城里的外国人，其中最让这些官员牵挂的，就是苏格兰籍医生梅藤更。 地方大员们愿意冒死相护，全因梅藤更在杭州深耕多年积累的声望。这段过命的交情，需要追溯到十九年前的一场远行。 1881年的秋天，25岁的苏格兰青年梅藤更刚刚拿到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的三重医学资质认证。梅藤更带着新婚妻子梅福孙登上了开往中国的客船。 梅福孙出身于苏格兰格兰顿的造船世家，梅福孙的本名是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史密斯。当年梅福孙的母亲十分景仰护理界先驱南丁格尔，特意给女儿取了同名，并在心里期盼梅福孙长大后能去远方救死扶伤。 带着家族的期许，新婚夫妇踏上了杭州横大方伯街的青石板路。 呈现在梅藤更面前的，是英国传教士密杜氏在1869年创办、后经甘尔德于1871年扩建的大方伯医局。大方伯医局原本是个十分简陋的戒烟所，梅藤更推开门，看到的是泥泞的地面和残破的房屋。 诊所里没通自来水，晚上连照明的电都没有，连基础的外科手术室都凑不出来，每个月勉强能接待二十个住院病人。面对眼前的破败景象，梅藤更心里立下誓言，定要彻底改变这里的医疗条件。 为了筹钱建新医院，梅藤更提着药箱跑去给杭州城里的富裕人家出诊，用赚来的私家诊费去倒贴穷苦百姓的医疗开支。 到了1884年，梅藤更用攒下的诊费创立了广济医院。为了筹建广济医校的教学楼，梅藤更专程坐船跑回英国四处游说。梅藤更向众人声明，要是筹不到十万元建校费，梅藤更绝不回中国。 英国麦克莱爵士夫妇听说了梅藤更在杭州的作为，想到自家在一战法国战场阵亡的爱子，当场拿出一万英镑支持梅藤更。为记念捐款人的善意，广济医校顺利动工。 凭借这股执拗的脾气，梅藤更陆续在杭州建起了肺病疗养院、产科院和男女护士学校。英国女旅行家伊莎贝拉·伯德途径杭州时，亲眼目睹了广济医院的规模，伊莎贝拉称赞广济医院是当时东方最好的医疗机构。 梅藤更整日在病房里忙碌，平日里只穿长衫踩布鞋，把普通病人照顾得细致入微。开头提到的那张老照片，正是拍摄于1881年的广济医院病房走廊。 那天梅藤更拿着病历，刚走到病房门口，一个打完针的四五岁男孩直挺挺地站在门前。小病患看到外国院长没有躲闪哭闹，而是恭敬地对着梅藤更深鞠一躬。 梅藤更当场放下病历，站直身板，认真地回敬了一个九十度鞠躬。一老一少没有言语交流。有人曾问梅藤更堂堂院长为何对孩子这么客气，梅藤更平静回答医者先敬人而后才能医病，病人不分高低，生命不分贵贱。 正因为这种行事做派，杭州的百姓和官员才会发自内心地敬重梅藤更，这也是后来几位清朝大员拼死保护梅藤更的真正原因。 梅藤更对生命的敬畏不仅体现在寻常病患身上，更延伸到了常人避之不及的重症患者群体。麻风病在那个年代是极其严重的传染病，麻风病患者往往被家人丢弃在郊外自生自灭。 梅藤更和梅福孙跑到杭州宝云山麓盖了一座麻风病疗养院，并在院里搭起圣约翰小教堂。梅藤更亲自给麻风病人看病发药，梅福孙则在一旁陪这些病人聊天解闷。 1934年8月30日，78岁的梅藤更在苏格兰爱丁堡因为急性肺炎停止了呼吸。消息传回杭州，宝云山麓的麻风病院里举办了一场特殊的追悼仪式。 当时所有的麻风病人都自发聚集到圣约翰小教堂里。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年病患站起身，想对大家讲几句悼念梅藤更的话，由于极度悲痛，老人长着嘴半天发不出声音，只有眼泪流在脸上。 另一位女患者刚站起来，便痛哭失声。 这些麻风病人以经被世俗彻底抛弃，却为一位异国医生流尽了眼泪。梅藤更后来被安葬在爱丁堡迪恩公墓，墓碑上没有外文墓志铭，只刻着梅藤更生前选定的四个繁体汉字：仁爱而劳。 梅藤更用四十五年的光阴，在异国兑现了这四个字的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