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冬，解方少将不幸患上了食道癌，一位部下的遗孀得知这件事时，坚持要来探望，谁知解方却急忙请求自己的夫人进行转达：这天寒地冻的，来一趟简直是太受罪了，你离我那么远，还是好好在家休息吧。 主要信源：（人民网——解方：中国人民志愿军首任参谋长） 1983年冬天，后勤学院副院长解方将军从医院检查回来，坐在自家客厅的椅子上，半天没说话。 夫人章帆看他神色不对，赶忙问检查结果怎么样。 解方沉默了一会儿，平静地说出三个字：食道癌。 章帆心里咯噔一下，追问肿瘤有多大。 解方用手比划了一下，说差不多有乒乓球那么大。 说完这话，他长长叹了口气，眉头皱得紧紧的，嘴里念叨着还有四项任务没完成，要是能再给他三年时间就好了。 就在这当口，家里收到一封从南方寄来的信。 写信的是一位老部下的遗孀，她的丈夫几年前因癌症去世了。 信里说，她得知老首长也生病了，心里又惦记又着急，想从南方千里迢迢赶来北京探望，也替自己去世的丈夫再看老领导一眼。 章帆把信拿给解方看，解方看后，想都没想就让夫人赶紧回信，告诉她千万别来，天寒地冻，路途又远，跑这一趟太不容易，让她安心在南方生活。 很多人可能不明白，人家一片好心要来探望，为什么这么坚决地拒绝。 这背后的缘由，还得从头说起。 写信的女人的丈夫，曾经是解方身边的工作人员。 在过去的特殊年月里，这位同志一时糊涂，写材料反映解方跟20年代教过他的日本老师还有联系。 这种来自身边人的揭发，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分量很重，解方因此被关起来审查，一关就是好几年，受了不少委屈。 后来，事情终于水落石出，解方得到平反，重新出来工作。 多年后，那位老部下自己不幸也得了癌症，而且到了晚期，他写信向解方道歉忏悔，并恳求老首长帮忙，想到北京的大医院做最后一搏。 身边知道内情的同志都劝解方别管这事，当年被他害得那么惨，何必再理他。 但解方不这么想，他说，人知道错了就行，总归是革命队伍里的同志，自己作为老同志，有责任关心他。 他亲自出面联系医院，安排住院，还带着夫人买了营养品去病房看望。 那位部下躺在病床上，拉着解方的手，眼泪止不住地流，嘴里反复说着“首长，我对不起您”。 解方只是拍拍他的手，安慰他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现在最重要的是安心养病。 遗憾的是，病魔无情，那位部下最终还是走了。 解方又帮忙处理了他的后事，他的妻子是南方人，在北方生活不习惯。 解方体谅她的难处，放下从来不为私事求人的原则，给在南方的老战友写信，想办法把她调回南方，还帮她安排了工作，让她能安稳度日。 所以，当这位遗孀得知解方生病，执意要来北京时，解方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对方的难处。 他心疼她一个女同志，独自一人，在这么冷的天气里，要奔波几千里路，实在太辛苦，也太冒险。 他心里总装着别人，唯独很少想想自己，哪怕自己正躺在病床上，忍受着癌症的折磨。 解方这个人，是军中公认的能人。 抗美援朝那会儿，他是志愿军的参谋长，彭德怀司令员遇到棘手问题，常说“叫诸葛亮来谈谈”，这个“诸葛亮”指的就是解方。 彭总很欣赏他，说他懂军事，又有外交头脑，是个难得的人才。 停战谈判时，解方还真就发挥了自己的外语和谋略特长，为谈判费了不少心血。 可就是这样一位文武双全的将军，晚年却没能躲过病魔的纠缠。 确诊之后，解方最发愁的，是组织上交待的几项历史编写任务。 这包括《抗美援朝战争后勤工作总结》、《抗美援朝战争史》，还有《东北军地下党史》和《西安事变史》里他负责的部分。 这些都是他亲身经历甚至参与创造的历史。 他觉得把自己知道的东西真实、完整地留下来，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不然对不起那些牺牲的战友，也对不起历史。 为了与病魔争夺时间，他坚持在病房里锻炼，试图保持体力与精力。 当放疗的副作用让他双腿行动日益艰难时，他甚用“打锦州”的军事战略来比喻，向医生说明恢复活动能力对提振整体状态的关键作用。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已虚弱到无法执笔，便让夫人扶他坐起，以军人一如既往的笔挺姿态，对着录音机，一字一句地口述工作报告的序言。 那盘磁带，记录了一位战士最后的冲锋。 1984年4月9日，解方将军与世长辞。 他最终未能赢得他渴望的3年时间，那些他视若生命的历史编纂工作，成了未竟的遗愿。 他留下的远不止于此。 他以德报怨的宽广胸怀，对革命事业的绝对忠诚，在病痛折磨下的惊人毅力。 以及生命尽头仍处处为他人着想的善良本色，共同铸就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一个纯粹革命者的崇高形象。 他的故事，穿越岁月，依然闪烁着人性与党性的温暖光辉，提醒着我们何为责任，何为宽容，何为真正的奉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