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流落澳门的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得知新中国成立后百感交集。主动和写信请求重回组织怀抱。毛主席知道后表示回来可以，但有一个条件…… 包惠僧1894年出生在湖北黄冈一个农民家庭，他读书的时候赶上了五四运动，年轻气盛，一心想着改造社会。 他最早是做记者的，在武汉一家报社跑新闻，因为稿子写得辛辣，专门揭社会的黑底，得罪了当地一个大军阀，几家报馆怕惹麻烦，把他的记者证都给撤了。 正当他走投无路的时候，1920年陈独秀到武汉演讲，包惠僧去采访，两人聊了一个多小时。 陈独秀对这个爱打听、有思想的年轻人很满意，半年后写信让他去武汉组织共产党组织。 就这样，包惠僧在武汉和董必武、陈潭秋一起成立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他被推举当上了书记。 1921年7月，包惠僧受陈独秀指派到上海参加中共一大。 当时全国一共就53名党员，来的只有13个代表，包惠僧是其中之一。 在那间石库门的客厅里，他和毛主席坐在一起开会，两个人很快就熟络了，散会后还常有书信来往。 第二年秋天，毛主席被湖南军阀通缉，跑到武昌在包惠僧家里住了十多天，两人天天聊革命、谈理想，交情很是不浅。 但是到了1927年，形势变了。 南昌起义之后，包惠僧被周总理安排到南昌筹办报纸，结果报纸还没办起来，白色恐怖就席卷了全国。 包惠僧看到大批同志被杀，自己也整天东躲西藏，日子过得提心吊胆。 他对革命的前途彻底灰心了，于是退出了中国共产党。 脱党后包惠僧重操旧业靠卖文为生，后来凭着在黄埔军校与蒋介石共过事的经历，在国民政府里谋了个官差，先后当过内政部参事、户政司司长、人口局局长。 1948年夏天，眼看国民党节节败退，包惠僧带着全家跑到了澳门。 起初他还办了去台湾的手续，可后来还是没去，就窝在澳门这片弹丸之地上。 靠着国民党发的那点遣散费过日子，全家几张嘴要吃饭，钱一天比一天少，日子越过越紧巴。 他在澳门举目无亲，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烦闷得受不了，只好跑到赌场里去碰运气。 谁知道手气比日子还背，输多赢少，不但没消愁反而更发愁了。 更让他难受的是，有一回在赌场里撞见了一个老面孔——当年搞“马日事变”、残杀共产党人的许克祥，那家伙居然在澳门买了房子置了产业，在赌场上一掷千金，包惠僧心里比打破了五味瓶还难受。 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后，包惠僧开始天天注意看来自北京的新闻。 长沙和平解放了，兰州解放了，新疆也和平解放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也在北京开了，这些消息就像一道道雷炸在他心上。 他终于想明白了：再拖下去不是个办法。 于是他连夜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主席，又给周总理和董必武各发了一封电报。 给周总理的电报里他这样写道：“兄等以廿余年之艰苦奋斗得有今日，良堪佩慰，尚望以胜利争取和平，以和平与民更始，吊民伐罪，天下归仁也。南天引领，曷胜钦迟，一有使船，当来晤教。” 他托澳门一个可靠的朋友把信和电报带到香港发出去，然后就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短短二十来天，他觉得比二十年还要长。 周总理收到这封电报，看完之后不敢擅自做主，拿着它赶紧去了丰泽园找毛主席。 毛主席把信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沉默了很久，最后抬起头看着周总理说：“包惠僧要回来可以，有个条件。”毛主席接着说：“他对党要有个交代。” 这个条件的意思很明白：你不是一般的人，你是党的创始人之一，是见证过党诞生的老党员，脱党这么多年，如今想回来，不能就这么无声无息地回来，得把当年的事说清楚，给组织一个交代。 不久，周总理给包惠僧复电，欢迎他北上，让他“早日来京”。 包惠僧收到电报后大喜过望，领着全家收拾东西，跑到香港凑了点路费，匆匆忙忙往北赶。 1949年11月29日，他终于踏上了北京的土地。 离开这座古城的时候是1923年，整整二十六年，绕了一大圈，他又回来了。 此后，包惠僧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内务部做研究员，后来又当上了国务院参事。 1979年7月2日，包惠僧在北京病逝，终年八十五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