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陈永贵病逝，大寨搭了灵棚，昔阳县领导：不拆，就不去祭奠。在得知此事后，“铁姑娘”郭凤英这样说…… “拆？谁说的拆？”郭凤英把手里的搪瓷缸子往桌上一墩，缸子里头的水溅出来，洇湿了一块桌面。她那双在梯田上踩了半辈子的脚，在地上跺得尘土飞扬。 那个年头的大寨，已经不像七十年代那样红旗招展了。包产到户的风吹遍了黄土高原，大寨的集体田一块一块分到了各家各户，虎头山上的铁锹声稀了，老社员们脸上的褶子却深了。陈永贵走的时候，大寨正处在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关口上，外面的人开始说大寨的闲话，说那是“穷典型”，说当年的农业学大寨劳民伤财。可大寨人心里头清楚，陈永贵带着他们在石头缝里抠土造田的日子，那是一锹一镐从山上刨出来的活路。 灵棚就搭在村口的老槐树底下。那棵槐树还是陈永贵年轻时候栽的，如今树冠遮出一大片阴凉。白布幔子被山风吹得猎猎作响，纸钱烧起来的灰烟顺着风往虎头山上飘。村里上了岁数的老人都来了，有的拄着拐棍，有的让孙子搀着，脸上的泪水被风刮得东一道西一道。年轻人们倒是来得少，有的出去打工了，有的干脆不愿意再提“大寨”这两个字。 县里的领导迟迟没来。派去报丧的年轻人跑回来，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把领导的原话一五一十说了，灵棚不拆，他们不进村。 这话像一把盐撒在大寨人的伤口上。有的老汉当场就骂开了，说当年陈永贵在北京当副总理的时候，这些人跑到大寨来，跟在屁股后头叫“永贵叔”，叫得比亲叔还亲。如今人走了，连最后一程都不肯送，还要拿拆灵棚当条件，这是人干的事？ 郭凤英没骂。她坐在灵棚里头，给陈永贵守灵。这个当年被叫做“铁姑娘”的女人，头发已经花白了大半，手上全是老茧和裂口。她抬起头看了一眼灵棚外头灰蒙蒙的天，那眼神里头没有眼泪，只有一种看透了的凉。 “他们爱来不来。”郭凤英的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楚，“陈永贵活着的时候，不欠任何人。他对得起大寨，对得起昔阳，对得起中国农民。灵棚搭在这儿，是让大寨人送他最后一程的，不是给哪级领导搭的台子。他们来了，大寨人倒杯水。他们不来，大寨人照样送他们的老书记。” 她顿了顿，又补了一句：“拆？这灵棚等过了头七，大寨人自己会拆。但不是因为谁的命令，是因为永贵叔该入土为安了。拿这个来要挟人，不觉得寒碜吗？” 这话说得硬气，可硬气里头全是心酸。郭凤英心里头明白，那些领导为什么非要拆灵棚。他们怕舆论，怕大寨这个“老典型”再闹出什么动静来，怕上面追下来不好交代。一个已经退了休的农民副总理，一个被时代甩在后面的老劳模，他的身后事不能太“扎眼”。灵棚一搭，人来人往，万一哪个记者拍了照片，万一哪篇文章翻出旧账来，谁来担这个责任？ 所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灵棚消失。 可大寨人不答应。那些陪着陈永贵在虎头山上战天斗地的老伙计们不答应。郭凤英更不答应。 她想起年轻时跟着陈永贵修梯田的日子。那会儿她才十几岁，瘦得像根麻秆，可陈永贵说她行，她就咬着牙跟男人们一样搬石头。陈永贵从来没把她们当女人看，也没把她们当劳动力看，他把她们当人看。他会蹲在田埂上，拿根草棍在地上画道道，告诉她们这块地明年种玉米，那块地后年要养肥。他说话的时候眼睛亮得像两盏灯，那灯光照着大寨人从黑暗里走出来。 现在那盏灯灭了。 县里的领导最终还是没有来。灵棚在村口搭了整整七天，大寨人轮着班守灵，谁也没提“拆”这个字。第七天头上，郭凤英带着村里人，把灵棚一尺一尺拆干净了。白布叠好收起来，木料归拢到一旁，地上的纸灰用扫帚扫得一丝不剩。老槐树底下又恢复了往日的模样，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可大寨人知道，有些事情变了。不是大寨变了，是有些人看待大寨的眼光变了。当年需要大寨这面旗的时候，陈永贵被请上主席台，风光无限。后来风向转了，大寨就成了包袱，能甩多远甩多远。一个领着农民跟土地要饭吃的庄稼人，死了之后连搭个灵棚都要看别人的脸色，这算哪门子的道理？ 郭凤英最后说了一句：“永贵叔这辈子不图名不图利，就图农民能吃饱饭。现在饭是吃饱了，可人心呢？人心吃饱了没有？” 这话问得人心里发堵。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