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5月1日夜晚，延安这座红色小城的街头发生了一起斗殴事件。 27岁的董伟与女友及其同事前往延安电影院通宵舞厅，在入口处，19岁的宋阳拦住他们，说出了一句极具挑衅意味的话——带两个女的，把那个高个让我睡一夜。 董伟回了一句，宋阳随即抽出皮带朝董伟身上抽打，董伟只招架不还手，后被舞厅工作人员拉开。董伟怕继续纠缠，掏出两盒香烟给了宋阳一盒，请他留个面子，宋阳暂时离开了舞厅，董伟便走到舞厅门外十几米处的电话亭准备打电话。 然而，宋阳并没有罢休，很快他叫来一帮朋友，董伟被打得一条腿跪在地上。 情急之下，董伟摸起街面正在铺设的地砖，朝宋阳的头部砸了两下。 宋阳松手后，董伟逃离了现场。 宋阳被送往医院抢救，一周后因闭合性颅脑损伤导致呼吸心跳中枢衰竭死亡。 2001年12月21日，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董伟死刑，董伟不服，以被害人宋阳存在重大过错、一审认定故意杀人证据不足等理由上诉。2002年4月，陕西高院裁定维持原判，同时核准死刑。 董伟的父亲董玉熊认为儿子罪不至死，经多方辗转，找到了西安的朱占平律师，朱占平颇具正义感，他接了董伟的案子，只收了3000元的代理费。 朱占平仔细翻阅全部卷宗后认为，董伟不够判处死刑——死者的挑衅是事件的直接起因，董伟是在被围殴的情况下被迫还击，且仅砸了两下就逃离了，与蓄意杀人有着本质区别。 然而，上诉被驳回，死刑复核已经完成，执行令已经签发。 朱占平没有别的路可走。 4月27日中午，他打好申诉材料，下午就踏上了开往北京的T42次特快列车。 28日清晨，朱占平抵达北京。 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值班室，他开始给刑事庭打电话，那天刑事庭正在搬家，电话十分难打，直到十一点多才打通。 刑事庭派了一位女法官在传达室接待了他，接受了材料，表示尽快核实。 下午，朱占平正在一个小饭馆吃饭，董伟的父亲打来电话，说明天上午10点就对董伟执行死刑，他们已经到延安领尸来了，说完在电话里放声大哭。朱占平被这个消息怔住了，从明天早晨上班算起，距执行时间只有两个小时。 4月29日早晨7点，朱占平早早地来到最高法院门口，想拦住昨天接待她的那位女法官，但法官们的车辆径直开进了大院，他根本没机会。 没有办法，朱占平只好再去传达室打电话，那天刑庭正在往新办公室移电话，所有的电话都打不通。 9点40分，电话仍没打通。 这时董伟的表哥打来电话说：“朱律师，囚车和执行武警已经开进了看守所，一切都来不及了，我们知道你是尽了力的。” 朱占平说：“只要枪声没响，我的努力就不会停止！” 此时，在延安，执行程序已经启动。执行法官和检察官先对押在一楼的另一名死刑犯走完程序，尚未上三楼去见董伟。 正是在这个间隙，刑场执行法官任天民的手机响了，电话那头是最高法院刑事一庭副庭长李武清——朱占平的努力终于在最后一刻打通了最后一关，最高法院决定暂缓执行死刑。 董伟被从刑场押回看守所时，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的亲人们在延安郊外已经挖好了坟墓、立好了墓碑，碑上写着“2002年4月29日因疾寿终正寝”，然而，命运的齿轮并未就此转向，暂缓执行只是暂停了行刑，并不意味着改判。 复核期间，董伟在看守所里写下了一本日记，其中有两段内容最为扎心，一段是“去年那灰暗的日子”，另一段是“世上最倒霉的事”，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凌乱的句子——“夜已深，还有什么人在狂乱心碎时，独自流血满面”，“我自己去死和你们让我去死，有什么两样，活着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开法院不是做买卖，顾客越多，就生意越好”。 这本日记，是一个在黑暗中等了130天的年轻人内心最真实的写照——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不知道那通救了命的电话究竟意味着什么，只知道每一天都可能是最后一天。 遗憾的是，这场惊心动魄的现代版“枪下留人”最终还是画上了一个叹息号，2002年8月26日，陕西高院审委会经过讨论，还是作出了维持死刑判决的裁定。 对董伟而言，他几乎被执行了两次死刑，无论过程还是结果，都太残酷了。 9月5日上午9时，董伟被执行枪决，年仅27岁，他留下的那块墓碑，上面刻着两个日期——4月29日和9月5日，一块墓碑，两个忌日。 董伟最终的死，曾引发社会广泛的讨论，其中不乏尖锐的反思与质问——在死刑复核权下放省高院的制度下，一个死刑犯的命运，竟取决于一名律师能否在枪响前打通最高法院的电话，这是制度的幸运，还是制度的悲哀？ 令人欣慰的是，2007年1月1日，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结束了长达27年的下放历史。这意味着，生杀予夺不再仅仅取决于省级高院，国民的生命权从此多了一份保障。 一个陕北青年的死，最终换来了一个国家的制度变革。然而，这种“以命换法”的演进逻辑本身，恰恰暴露了法律最深的悖论：董伟生前没有享受到制度进步的成果，却用自己27年的人生和130天的煎熬，为后来者铺就了一条制度化的最后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