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铁匠朱其升看到家家户户都挂上了毛主席头像，他越看这个人越眼熟，于是偷偷将妻子拉到一旁对她说：“其实毛主席是我结拜兄弟。”妻子大惊：“你怕不是穷疯了吧！” 1950年初春的湖南湘潭，风裹着油菜花的香气掠过青石板路。 朱其升的铁匠铺里，一股煤烟味正混着铁锈味在空气里浮动。 他赤着上身，古铜色的脊背沾着汗珠，铁锤砸在烧红的镰刀上，溅起一串火星。 铺子外，几个穿列宁装的孩子举着小红旗跑过，红旗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字样被风吹得猎猎作响。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天，家家户户的堂屋都挂上了毛主席的画像。 突然，朱其升停下手里的活，用搭在肩上的毛巾擦了擦汗。 他抬头望向铺子外，隔壁王婶正踮脚往门框上钉毛主席像，木槌敲在钉子上的“笃笃”声，让他想起四十年前军营里的起床号。 那天，他刚打好一把锄头，王婶的儿子跑进来喊：“朱伯，你家也挂毛主席像呀！” 他这才发现，不知何时，自己的堂屋也贴上了那张画像。 毛主席穿着中山装，微笑着看向远方，下巴上那颗痣清晰可见。 他的手突然抖了一下。 铁锤“当啷”掉在地上，滚到画像边。 他凑近细看，越看越觉得眼熟，那眉骨的弧度，那眼尾微微上扬的神态，还有下巴上那颗熟悉的痣在！ “这不是润之吗？ ”他喃喃自语，声音轻得像怕惊扰了什么。 朱其升没跟妻子李秀英争辩，只是蹲在灶台边叹气。 李秀英从里屋出来，见他盯着画像发呆，撇撇嘴：“又在想你那结拜兄弟？都四十多年了，人家现在是毛主席，你还是个打铁的，别做梦了！ ” 朱其升没抬头。 他想起昨天在码头扛包时，听人说毛主席当年在长沙当过兵，说不定真是润之。 他摸了摸下巴上的胡茬，那里曾有个浅坑。 那是1911年冬天，他和润之在军营里喝酒，润之不慎磕在石桌上留下的。 此刻，画像上的毛主席下巴光滑，可那眉眼间的神态，分明就是记忆里的润之。 1911年秋，武昌起义的枪声传到湖南。 18岁的朱其升在湘潭城里打铁，因力气大、手艺好，被新军招去当火夫。 他所在的营驻扎在湘乡会馆，营房是座老祠堂，青砖黛瓦。 在这里，他遇见了润之。 那是个穿粗布军装的年轻人，名叫毛泽东，字润之，刚从东山高等小学堂辍学参军。 他不像其他士兵那样抽烟喝酒，总抱着本书在角落里看，有时还拿树枝在地上写写画画。 朱其升好奇，凑过去一看，竟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字样。 朱其升递给他一个烤红薯，润之接过说：“认几个字，想考师范学堂。 ” 朱其升挠挠头：“俺只认得铁、匠、刀这几个字，还是打铁时学的。 ” 两人就这么聊上了，从打铁的手艺说到读书的理想，越聊越投机。 那年冬天特别冷，湘江的水结了薄冰。 一个雪夜，朱其升值完夜岗，看见润之还在煤油灯下看书，冻得直搓手。 他悄悄把自己的棉大衣披在润之身上，润之抬头一笑：“铁匠大哥，等我以后有出息了，一定请你喝酒。 ” 几天后，营里发饷。 朱其升拉着润之去了城东的“醉仙楼”，要了两斤猪头肉、一壶米酒。 酒过三巡，朱其升拍着桌子说：“俺们虽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既然投缘，就结拜为兄弟吧！ ” 润之眼睛一亮，当即答应。 两人找了张红纸，写下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誓言，按上血手印。 结拜的细节刻在朱其升心里，润之比他小四岁，排行老二，他排行老大。 润之说他家有兄弟姊妹，母亲信佛，父亲是农民。 他则说自己父母早亡，跟着舅舅学打铁。 分别时，润之说要去长沙考师范，他则要继续在军营里当火夫。 结拜后不久，润之离开湘乡去长沙，朱其升则随部队调到岳阳。 此后四十年，两人再未见面。 报纸上说“湖南出了个毛泽东，闹革命”，他以为是重名的。 可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他才猛然想起那个润之，会不会就是毛主席？ 1950年的春天，朱其升终于确认了自己的猜想。 他跑到县城的新华书店，买了一张毛主席的标准像，回来后对着灯反复看。 下巴上的痣位置一样，眉骨的弧度一样，就连笑起来时左边嘴角比右边高一点，都和记忆里的润之一模一样。 渐渐的，李秀英的态度变了。 朱其升的铁匠铺成了街坊邻居的“景点”。 孩子们放学后总爱围在铺子外，听他讲“毛主席当兵时的故事”。 1956年，朱其升因病去世。 临终前，他让李秀英把毛主席像挂在床头，说：“俺要看着润之，看着咱们的日子越来越好。 ” 在那个春风浩荡的年代，一个打铁的和一个读书的，用结拜二字，写下了普通人与伟人之间最真挚的联结。 主要信源：（中国军网——《青年毛泽东的一次从军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