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被解放军俘虏的6名国民党空军夺机叛逃，并掳走3名解放军，当他们驾机抵达台北时，不光受到隆重的迎接，还获得了蒋介石的接见，并拍下了这张照片。 1949年9月20日，国民党空军第十大队第104中队一架C-47运输机，编号303，从成都起飞前往银川，任务是接宁夏军政要员家属撤往台湾。机组成员包括机长毛昭宇、副驾驶潘肇雄、通讯员王近愚、机械师陆培植和冯明鑫，以及中校军官姚全黎。这次飞行本应短暂，但宁夏局势已变，解放军第十九兵团于9月23日和平解放银川，国民党部队多数起义。飞机降落西花园机场时，机场已被解放军控制，机组6人当即被扣押。解放军方面重视航空人才，对他们安置在银川省政府招待所，提供生活优待，并动员他们加入人民空军建设。 机组成员表面表示愿意留下，主动提出参与民航工作，但实际忠于国民党政权，未有留下来意图。毛昭宇作为国民党空军副司令毛邦初之子，身份敏感，其他成员也多为国民党空军骨干。他们在招待所期间秘密沟通，策划逃脱。尝试策反其他国民党战俘未果，但未被发现。两周后，303号飞机因露天停放生锈，机场安排机组上机维护。10月3日，解放军决定转移飞机至更安全地点，机场主管洪良、第十九兵团机要参谋潘国杰、高炮连连长李果仁，以及其他20余人登机监督。毛昭宇称需6人协同操作，并以飞机易漏电、超载无法起飞为由，要求多数人下机。解放军对飞机知识了解有限，多数下机等待，只留洪良、潘国杰、李果仁三人看守。 舱门关闭后，机组迅速启动引擎，飞机滑行起飞。三名解放军察觉异常，试图阻止，但被制服，佩枪被夺。飞机突破地面阻拦，脱离银川，先飞往成都补充燃料，再转广州。10月6日抵达台北松山机场，空军总司令周至柔率队迎接，现场布置旗帜和献花人员。6人随后与蒋介石会面，获肯定，蒋介石将303号飞机命名为忠勇号。照片显示6人衣着整齐，站在蒋介石身旁，用于国民党宣传。三名解放军被带往台北内湖战俘营关押。事件暴露解放军在战俘管理和航空技术处理上的薄弱环节，导致飞机被劫和人员损失。 毛昭宇生于国民党空军家庭，早年接受飞行训练，担任C-47运输机机长，执行过多次运输任务。潘肇雄作为副驾驶，负责飞行辅助，曾在国民党空军基地参与维护。王近愚处理通讯，操作无线电设备，确保联络稳定。陆培植专注引擎维修，冯明鑫处理飞机结构，曾修复多种机型故障。姚全黎中校负责任务监督，管理调度。这6人均在国民党空军体系服役，参与内战空中行动。被掳3人中，潘国杰和李果仁为第十九兵团参谋，处理通信和协调。洪良为管理科科长，主管机场事务。他们在事件中负责飞机转移监督。 事件起因于国民党情报延误，原计划接的人已前一天离去，但机组未获知。降落银川后，解放军快速接管机场，机组被安置期间，国民党空军内部有类似叛逃案例，如1949年多起飞行员驾机投共，但此案反向。机组利用解放军对飞机不熟，制造借口减员。起飞时，飞机绑绳被崩断，地面射击未中。飞抵成都后，机组检查机身，继续行程。抵达台北，国民党空军司令部组织欢迎，强调忠诚。蒋介石接见时，机组报告过程，获嘉奖。飞机改名忠勇号，作为象征保留。 三名解放军在战俘营中，潘国杰和李果仁被列入1950年首次遣返名单，返回大陆。洪良被国民党视为顽固，关押期间未获释，最终处决。6名国民党空军继续在台湾空军服役，毛昭宇等获表彰。事件后，解放军加强战俘管理和航空安全，吸取教训。国民党宣传此为勇气典范，照片广泛传播。类似事件在1949年频发，如1月谢派芬驾C-46起义，显示空军人员流动。 历史记载显示，此事件是解放战争尾声国民党空军最后反抗之一。宁夏解放后，马鸿逵家属已撤，但飞机误降。机组被俘两周，借维修脱身。解放军高炮连拉飞机到跑道，监督人员上机。毛昭宇等通过技术借口，减少机上人数。起飞后，飞机进行空中动作，制服三人。行程中途成都降落，避免燃料不足。台北迎接包括空军高官和媒体，照片捕捉接见瞬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