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建国前夕，国民党还统治着西南半壁江山，仍然还保有195万正规军，还不包括被国民党收编的数十万土匪。 宋希濂作为黄埔一期生，早年从军经历丰富。他1924年进入军校，接受基础训练，毕业后投身北伐，逐步积累战功。抗日时期，他参与淞沪和武汉战役，指挥部队对抗日军进攻，获得国民党高层认可。1949年，他负责华中防务，掌控20万兵力，主要部署在川鄂交界地带。胡宗南同样出自黄埔，1924年入学，北伐中表现活跃，后长期在西北任职。抗日战争中，他负责陕甘宁地区的防御事务。1949年，他统领32万部队，重点布防秦岭一线。白崇禧出身桂系，早年参与护国运动和北伐，抗日时指挥桂林防御作战。1949年，他带领24万桂军，散布在华南西南区域。蒋介石从黄埔起家，掌控国民党军政大权，抗日后推动内战政策。1949年，他转移60万嫡系到台湾，作为后备基地。这些人物背景反映出国民党军系的复杂结构。 国民党在西南控制云贵川等地，利用地形优势设置防线。胡宗南部队驻守汉中，依托秦岭和大巴山脉，形成多层阻击阵地。宋希濂部队分布鄂西和川东，沿长江支流布防。白崇禧部队在贵州广西一带，利用喀斯特地貌组织抵抗。蒋介石嫡系部分留在大陆，与地方部队协作。这些部署旨在拖延时间，等待外部变局。国民党正规军达195万，还收编数十万地方武装，这些武装多为原土匪势力，纪律松散，常扰民。五大主力包括新1军、新6军、第5军、第18军和整编74师，它们曾装备美式武器，在早期作战中发挥作用。但在辽沈战役中，新1军和新6军损失严重，杜聿明集团被歼灭。平津战役廖耀湘兵团溃败，黄百韬兵团在淮海覆灭，黄维兵团也遭重创。除第5军外，其他主力基本瓦解，美械装备流失大半。 国民党部队士气低落，主要源于三大战役的失败。辽沈战役从1948年9月持续到11月，国民党东北部队全军覆没，损失47万兵力。淮海战役从1948年11月到1949年1月，歼灭国民党55万部队，包括整编74师。平津战役从1948年12月到1949年1月，国民党华北部队52万被歼。这些战役导致国民党精锐尽失，西南残部难以重组。收编的土匪武装更添乱局，他们在乡村征收物资，增加民众负担。相比之下，北方地区土地改革已推行，农民获得土地，生产积极性提高。西南民众则面临国民党军队的反复征用，经济压力增大。国民党试图通过空投补给维持，但运输困难加剧内部矛盾。宋希濂和胡宗南部队在部署时，面临后勤短缺问题，影响作战准备。 西南战役前夕，国民党内部矛盾凸显。胡宗南与地方军阀协调不畅，导致防线漏洞。白崇禧桂系与中央系历来有派系冲突，影响统一指挥。蒋介石从重庆遥控，但决策延误频发。这些问题源于国民党长期的派系斗争和腐败现象。军队中军官贪污军饷，士兵待遇差，逃兵现象增多。收编土匪虽增加人数，但战斗力低下，常在阵地前逃散。解放军从陕南和鄂西推进时，国民党防线迅速出现缺口。宋希濂部在乌江一线抵抗，但部队协调失误。胡宗南部从秦岭撤退时，丢弃大量装备。白崇禧部在黔桂边境败退，损失惨重。这些溃败源于前期战役的连锁反应，国民党无法恢复元气。民众对国民党统治不满情绪高涨，进一步削弱其基础。 国民党五大主力在三大战役中的损失细节值得关注。新1军原属孙立人指挥，曾在缅甸作战，后转战东北，在辽沈战役塔山战斗中被围歼。新6军同样在东北黑山地区溃败，廖耀湘被俘。第18军在淮海战役双堆集被歼灭，整编74师在碾庄全军覆没。这些部队曾是国民党骄傲，但装备优势未能转化为持久战力。美援武器虽先进，却因后勤跟不上而浪费。第5军幸存部分转入西南，但已非完整建制。国民党收编土匪的做法适得其反，这些武装在战役中不听指挥，常抢掠后逃跑。西南地形虽利于防御，但国民党未能有效利用。解放军采用迂回战术，避开正面硬拼，逐步蚕食国民党阵地。这种战略差异凸显国民党指挥的僵化。 1949年11月，西南战役正式打响。解放军二野和四野部队从湘西和鄂西发起进攻，迅速突破国民党外围防线。宋希濂部在咸丰地区被分割包围，部队在山地中难以机动。12月，宋希濂在川康边境宣布起义，后被俘。胡宗南部退守成都平原，在新津和龙泉驿遭合围。12月27日，成都解放，胡宗南乘机逃台。白崇禧部在广西败退，他先逃海南，后去台湾。蒋介石于12月10日从成都飞往台湾，标志国民党大陆统治结束。这些发展源于解放军快速推进和国民党内部瓦解。战役中，解放军歼灭国民党170万部队，解放西南广大地区。国民党残部或投降或逃散，无法组织有效抵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