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大特务周伟龙出任国民党交通警察总局总队长，眼见国民党大厦将倾，他开始酝酿弃暗投明工作。这交通警察总队是原来中美合作所进行特务训练后用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 周伟龙于1901年出生在湖南湘乡一个普通家庭，早年投身军界，通过各种渠道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接受系统训练。毕业后，他加入国民革命军第八军，从基层军官起步，逐步积累经验。1927年宁汉分裂时期，他担任唐生智部队宪兵营长，在汉口执行任务时，抓获一名情报人员，经审问确认是戴笠，便私下释放此人，此举奠定了他与戴笠的长期合作基础。随后，周伟龙脱离原部队，携带情报资料转投南京蒋介石阵营，正式进入特务系统。 周伟龙加入复兴社特务处后，成为核心成员之一，参与多项情报活动。他先在汉口出任警察局分局长，负责当地治安管理和情报网络构建。之后升任军统汉口站站长，指挥下属开展监视和逮捕行动。1930年代中期，他担任复兴社特务处书记，处理内部文件和协调任务。抗日战争爆发后，周伟龙调任军统上海区区长，负责上海地区的情报工作，在日伪统治下维持地下网络。 上海沦陷后，周伟龙率队撤离，但很快返回法租界重建上海站。他组织多次针对汉奸的刺杀行动，如派员刺杀唐绍仪和周凤岐，这些行动在当时国民党特务圈内广为流传。1940年，他升任国民党军委会忠义救国军总指挥，指挥部队在苏皖边界开展游击活动。抗战后期，周伟龙改任别动军司令，继续从事情报和破坏任务，并在中美情报合作所担任主任，负责特务训练，使用美式装备提升部队能力。 1946年抗战胜利后，周伟龙出任国防部上海军法执行部主任，负责审讯战犯和处理相关案件。1948年，他调任交通警察总局局长，掌控这支全国性警务力量。这支部队源于中美合作所的特务训练班，全员配备美式武器，形成一支精锐武装，总兵力超过7万人，下辖18个总队，每个总队约4000人。周伟龙在这一职位上，开始独立运作，逐步脱离军统主流派系的控制。 1949年初，周伟龙正式接掌国民党交通警察总局局长一职，当时国民党在淮海、辽沈和平津战役中连续失利，政权基础动摇。他过去与戴笠关系密切，戴笠在军统时期多次委派他执行关键任务，如在法国巡捕逮捕事件中得到营救。戴笠死后，周伟龙对毛人凤不满，拒绝服从其命令，选择保留部队实力，避免派往前线消耗。他强调交通警察总队的警务职能，实际在积蓄力量以应对变局。 春季，蒋介石隐退溪口后，下达指令要求周伟龙调派几个总队前往宁波奉化担任警卫。周伟龙接到命令后，通过秘密渠道联系唐生明，唐生明与共产党人有往来，两人通信讨论局势和部队动向。周伟龙下令逐步调动部队，先将第一个总队从原驻地转移，向湖南方向推进。随后第二个总队跟进，第三个总队也执行类似命令。第四个总队开拔时，确保装备完整，第五和第六总队陆续集结在湖南衡阳附近，总计六个总队完成调动。 周伟龙的这些行动旨在将力量集中湖南，准备进一步的投诚步骤。他反对将交通警察总队投入战场，主张保留完整建制，以备不时之需。这支部队的装备优势源于中美合作所的训练，使用美式步枪、吉普车和无线电台，提升了机动性和作战能力。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激烈，周伟龙的独立倾向逐渐暴露，引起军统高层的警惕。 周伟龙计划抽调驻守奉化的警卫部队时，监视他的特务察觉异常，上报毛人凤。毛人凤抓住机会，向蒋介石报告周伟龙的调动记录和通信内容。周伟龙在上海国际饭店被捕，特务搜查其办公室和住所，发现与唐生明的多封信件。毛人凤派员抓捕唐生明，但行动落空，唐生明已脱离监视。周伟龙被押解到上海保密局监狱，接受初步审讯。 随后，周伟龙被转移到台湾，继续面对军法审判。1950年，他以图谋不轨罪名遭枪决。这一事件反映了国民党末期内部的猜忌和清洗。周伟龙的举动虽未成功，但几十年后，他获追认为起义有功人员。他的经历体现了那个时代特务系统的复杂性和权力斗争的残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