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开国上将杨勇收到一封来信：“我还活着，能不能给我安排个工作？”杨勇看后大吃一惊：“孔宪权，他没死？” 时间拨回1935年2月，红军二渡赤水后，要攻打娄山关。 当时孔宪权在红三军团十二团当作战参谋，他的老上级正是杨勇和苏振华。 娄山关地势险要，守军是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双枪兵”，这仗不好打。 孔宪权带着突击队负责攻打黑神庙，那是敌军指挥所的咽喉位置。 他们一路冲杀，打到距离指挥所不到一百米的地方，眼瞅着就要得手了，敌人的援军突然扑了上来。 枪声密集得像炸了锅，孔宪权身边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倒下去，他杀红了眼，跳出战壕用手枪点射。 就在这时候，一排机枪子弹打穿了他的左腿胯骨，六发子弹穿了十二个窟窿，骨头都碎了。 他翻进路边水沟，靠着一把手枪又干掉了十几个扑上来的敌人，直到子弹打光。 千钧一发之际，二营长邓克明带着大部队赶到，把他从死人堆里抢了出来。 孔宪权被抬进遵义城里一座天主教堂改成的临时医院，当时的条件哪有什么麻醉药，卫生员只能给他灌点吗啡水止痛。 给他处理伤口的医生从他腿里一块一块往外掏碎骨头，疼得他浑身哆嗦。 那天晚上，整个教堂都听得见他喊“杀、杀、杀”的嘶吼声。 跟他住在一个病房的还有个十八岁的年轻人，叫胡耀邦，也是负伤在这养着。 胡耀邦后来回忆，那一夜谁都没睡着。 伤成这个样子，部队没法带着他走了。 上级按照团级干部的待遇给他留下三百块银元，还派了一个通讯员和一个卫生员照顾他，把他托付给了金沙县一户姓宋的财主。 临走时，有个红军战士拿着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对着宋财主的房子前后左右照了一遍，说这叫照相机，把房子都拍下来了，要是孔宪权出了什么差错，以后回来拿着照片找人。 宋财主哪见过这洋玩意，吓得连连点头，拍着胸脯说一定把人照顾好。 其实那相机就是个空壳子，整个部队真正有相机的只有耿飚一个人，这不过是红军为了保护伤员耍的一个心眼。 孔宪权在宋财主家一躺就是二十个月。 两块门板拼成一张床，中间掏了个洞方便解手。 等他终于能拄着棍子下地走路，才发现左腿比右腿短了将近十厘米，走路一瘸一拐。 后来局势变化，宋财主家也出了变故，孔宪权辗转流落到遵义枫香镇。 他挑过货郎担，走村串寨卖针头线脑，后来学了泥瓦匠的手艺，在镇上给人铺瓦修房糊口。 直到1950年，他在报纸上看到了杨勇和苏振华的名字。 十五年过去了，当年的团长和政委如今是贵州省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 孔宪权盯着那两个名字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确定没看错，这才提笔写了那封信。 信写得很短，大意是：我还活着，虽然身体残废了，但还能干点力所能及的活，能不能给我安排个工作。 信寄出去之后，他心里也没底。 他不知道自己那些老上级还记不记得他，更不知道十五年的空白要怎么填补。 可没过多久，回信真的来了。 杨勇和苏振华在信里又惊又喜，写道：“没想到你这个程咬金居然还活着！”两位老战友不仅立刻着手帮他恢复党籍，还把他的情况告诉了当年的入党介绍人黄克诚。 没过几天，枫香镇的乡亲们看到一件稀罕事：一辆美式吉普车开进了镇子，停在了那个跛脚泥瓦匠的家门口。 这辆车是当时遵义唯一的一辆汽车，开到哪都是大新闻。 车上下来的干部恭恭敬敬地把孔宪权扶上车，拉走了。 随后一张告示贴出来，孔宪权被任命为第七区副区长，后来又当了枫香区区长。 消息传开，整个镇子都炸了锅，谁也没想到，平日里不声不响的“跛子瓦匠”，竟然是个老红军，还有那么大的来头。 再后来，遵义会议纪念馆筹建，孔宪权被调去当馆长。 他拖着那条残疾的腿，带着七八个人，沿着红军长征在贵州走过的路，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走访，整整走了十个月，征集了一千多件革命文物，拍了几百张照片。 如今的遵义会议纪念馆里，那些珍贵的藏品，大部分都是他在那个年代一点一点收集回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