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1年，苏轼劫后余生，获准北归，这次轮到章惇被贬到岭南。章惇的儿子章援向苏轼写信求助，此时距离苏轼病逝仅一个半月。苏轼收到章援的信“大喜”，抱病写长文作答。 苏轼说，他与章惇定交四十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他至死都承认并怀念他与章惇的友情。 苏轼那时身体已经很差了，从瘴疠之地的海南回来，一路奔波，到常州时正是夏天，旅途劳顿加上天气湿热，一病不起。 他自己都像风里的蜡烛，说灭可能就灭了。就在这个关头，章援的信送到了手上。章援心里肯定七上八下，他父亲章惇当年是怎么对待苏轼的？把这位老友一贬再贬，从惠州赶到更远的海南儋州，那几乎就是让人去送死。 现在风水轮流转，章惇倒了霉，被发配到岭南雷州，儿子却要写信向父亲昔日的政敌、如今的受害者求助。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又得揣着多少羞愧和不安？ 可苏轼的反应是“大喜”。这两个字，分量太重了。那不是装出来的客气，是一种发自内心、穿越了恩怨的复杂情感。 他赶紧让家里人把纸笔拿来，自己病得厉害，就让儿子苏过代笔，他来说。那封回信写得情真意切，简直不像给仇人儿子的，倒像给自家子侄的嘱托。他详细告诉章援，岭南虽然艰苦，但只要注意方法，并非不能生存。 他把自己在岭南积累的宝贵生活经验全盘托出：怎么治病，怎么酿酒，怎么盖房子，怎么和当地人相处。他拍着胸脯保证，这些话“出于丹心，一字不欺”。 更让人动容的是，他反复叮嘱章援，千万别把这些养生之道外传，免得那些“北方君子”听了，争着求贬到岭南来，那就弄巧成拙了。都到这时候了，他还不忘幽默一把。 他信里最关键的那句“交情固无所增损”，简直是把几十年风浪轻轻拂去了。他和章惇，年轻时就认识，一度是惺惺相惜的好友。 两人都有才华，都洒脱，曾经一起游山，面对深涧，章惇敢踩着险石过去题字，苏轼看了都觉得后怕。可后来，两人走上了完全不同的政治道路。 章惇成为变法派的强硬领袖，而苏轼对变法中的弊端多有批评。立场不同，分道扬镳本是常事，但章惇的手段太狠。 苏轼被贬惠州，苦中作乐写了句“报道先生春睡美”，章惇在京城看了冷笑一声：“苏子瞻还这般快活？”于是大笔一挥，把他送到了更苦的海南。这分明是要赶尽杀绝，哪里还有半点旧情？ 可苏轼记住的，似乎总是情谊，而不是仇怨。他记住的是那个敢于冒险的、有才华的年轻章惇，是四十年前定交的那一刻。这种记住，是一种主动的选择。他选择用自己生命最后的一点火光，去照亮一段已经黯淡甚至染血的关系。 你说他完全释怀了吗？恐怕也未必，他只是不愿意把余生困在仇恨里。他更明白，此刻的章援只是一个为父亲忧心的儿子，这份孝心本身，就值得尊重和帮助。 苏轼的回应，几乎是一种圣贤式的宽容。但我们这些普通人读来，敬佩之余，或许也有些难以理解。这需要多么辽阔的胸襟？是不是有点“以德报怨”得过分了？我们不禁会想，如果章惇处在苏轼的位置，他会怎么做？历史没有如果，但我们知道章惇的性格，答案恐怕不容乐观。 也正因为如此，苏轼的这个选择，才在历史的长夜里，像一颗温润的珍珠，闪着独一无二的人性光泽。他不是不知道痛，他只是选择不让自己也变成那个递刀子的人。 一个多月后，苏轼在常州病逝。不知道章援是否收到了这封回信，也不知道远在雷州的章惇，如果听闻此事，心中会翻起怎样的惊涛骇浪。是悔恨，是羞愧，还是一声复杂的叹息？ 这一切，都随着当事人的离去，湮没在历史尘埃里。只留下这封信，告诉我们，在政治的残酷碾压和个人的恩怨情仇之上，还有一种更强大、更坚韧的力量，叫做不念旧恶，叫做悲悯宽仁。 史料出处：本文核心事实基于苏轼《与章致平（章援）二首》书信（载于《苏轼文集》）。另参考《宋史·苏轼传》、《宋史·章惇传》、宋人笔记《邵氏闻见后录》、《蓼花洲闲录》及王水照、朱刚等学者对苏轼生平的相关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