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国民党上将刘峙带着姨太太黄佩芬及儿女来到香港，靠着敛取的钱财，刘峙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但好景不长，他的好日子到头了。 1949年1月10日，陈官庄的枪声歇了。55万国军精锐灰飞烟灭，杜聿明兵败被俘。蒋介石气得浑身发抖，直接撤销了刘峙的一切军职。 吃了败仗、丢了乌纱帽的刘峙心里跟明镜似的。他深知自己已经成了彻头彻尾的“失败图腾”，这时候如果跟着去台湾，大概率会被当成平息众怒的替罪羊。于是，他剃光了标志性的上将胡须，化名“王文明”，在1949年底揣着从大陆疯狂搜刮来的真金白银，带着三姨太黄佩芬和几个孩子，灰溜溜地挤上了开往香港的英国货轮。 刚到香港的时候，刘峙确实过了几天神仙日子。他在半山区花重金买下了一幢三层洋房，门口挂上了一块“文明商行”的铜牌。每天西装革履，出入高档舞厅和豪华告罗士打酒店，花钱如流水，仿佛要把战场上的晦气全撒在灯红酒绿之中。他满心以为，靠着自己这半生敛取的钱财，下半辈子做个安逸的富家翁绰绰有余。可惜，乱世里的安稳，从来没有任何价码可以买断。 1950年4月，一群从淮海战场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旧部下打听到了他的住处。他们穿着黑衣服堵在刘府门口，名义上是讨要“欠饷”，实际上就是赤裸裸的拔毛。刘峙仗着保镖拔枪对峙了半小时，最终还是吓得魂飞魄散，乖乖交出50根金条破财消灾。更让他如坐针毡的是，台湾那边的《香港时报》开始连篇累牍地痛批他临阵脱逃、私吞军饷。刘峙半夜读着报纸冷汗直流，他彻底绝望了：香港这地方水太深，随时可能掉脑袋，必须立刻远走高飞。 为了保命，刘峙一家子在1950年秋天再次开启逃亡模式，这一次的目的地是印尼。堂堂国民党二级上将，硬是活成了颠沛流离的难民。逃亡之路充满屈辱，在新加坡中转时，一家人刚踏上码头，随身行李就被当地地头蛇洗劫，险些连换洗衣物都丢光；好不容易抵达雅加达，又在海关被当作肥羊敲去了一大笔所谓的手续费。坐吃山空绝无可能，自认为懂点门道的刘峙寻思着跟当地华侨合伙做点生意。但他那个连几十万大军都管理不好的脑子，哪里懂得商场的弯弯绕绕？不过短短半年时间，仅剩的家底就被他亏得一干二净，全家的生活瞬间陷入了绝境。无奈之下，为了降低生活成本，一家人只好搬去距离雅加达上百公里的西爪哇小城茂物。好在三姨太黄佩芬中文底子扎实，在当地的一所华侨小学谋得了一份教书的差事。靠着老婆微薄的薪水，全家总算有了买米下锅的钱。 1952年初，黄佩芬突然接到老家母亲病危的电报，必须赶回香港一趟。这课没人上可不行，校长急得团团转。黄佩芬灵机一动，向校长提议让自己的丈夫来代几天课。校长见刘峙斯斯文文、脾气温和，便一口答应下来。于是，这位曾经在军事地图前指点千军万马的总司令，拿起粉笔站上了三尺讲台，给台下的小学生们讲起了长江水系。 他把枯燥的地理和算术，结合着当年的军事沙盘讲得生动有趣，孩子们听得全神贯注。课间休息时，有调皮的小男生扯着他的袖子好奇地问他有没有打过仗，刘峙赶紧紧张地瞄瞄四周，压低嗓门让孩子小声点。他深知自己身份敏感，生怕惹来不必要的麻烦。由于他讲课风趣幽默，从不体罚学生，校长心里乐开了花，索性开出150盾的高薪，正式聘请他做了学校的副教务长。 1952年3月，雅加达当地有个别有用心的骗子，居然在最大的荷文报纸头版打着“前徐州总司令刘峙将军”的旗号到处公开演讲、违规募款。真正的刘峙看到报纸后气得直拍桌子，为了自保，连夜写了3000字声明给报社澄清。 这一纸声明彻底捅了马蜂窝。不仅印尼情报部门找上门来警告他不得参与政治，台湾当局更是惊出一身冷汗。蒋介石得到密报后勃然大怒，他一方面觉得刘峙在外面当小学老师简直丢尽了国军的脸，另一方面又极度恐惧：这蠢货虽然无能，但好歹是国军高级将领，万一被北京方面请回去搞统战宣传，那岂不成了莫大的政治笑话？ 于是，台北方面立刻派出了专员飞赴印尼“接人”。刘峙心里极其清楚，这所谓的“接”，本质上就是强行押解回台。为了妻子和四个孩子的安全，他不敢有丝毫违抗，只能乖乖收拾行囊登船。1953年底，刘峙回到了细雨蒙蒙的基隆港。刚跨出舷梯，就被直接拉去了士林官邸。蒋介石一见他，新仇旧恨涌上心头，劈头盖脸就是一顿痛骂：“你还有脸回来？徐州60万将士的冤魂就在你身后！”刘峙吓得扑通跪地，连连磕头认罪。骂完之后，老蒋终究没有痛下杀手，而是扔给了他一个“总统府国策顾问”的虚衔，将他变相软禁了起来。 1971年，这位见证了民国兴衰的“福将”在台中黯然病逝。在他保存完好的手抄佛经末页，留着这样四句歪诗：“曾驱铁甲下南昌，又向淮海饯夕阳。谁言福将终有福，半是尘土半沧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