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琦去世10天后，朱德又问起儿子的病情，康克清：抢救无效，走了，追悼会都办好了。已经88岁的朱老总沉默良久，说道：你们开始不告诉我，这不对，我就这么一个儿子，这么年轻就走了，很可惜。 朱老总为什么对这个儿子如此牵肠挂肚？因为朱琦是他唯一的亲骨肉，父子俩的缘分实在太坎坷。 1916年秋天，朱德还在四川跟着护国军南征北战。妻子萧菊芳不负重托，在战火连天中生下了这个男婴。孩子出生时，右耳后头有一块胎记，酷似拴马柱。朱德满心欢喜，给他取了小名“保柱”，指望能护佑一家平安。后来才改名叫朱琦。 然而天不遂人愿。保柱还不满三岁，母亲萧菊芳就染上赤痢，备受折磨后不幸去世。得知噩耗的朱德悲痛欲绝，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悼亡诗：草草姻缘结乱年，不堪回首失婵娟。枪林弹雨生涯里，是否有惊避九泉？ 幼年丧母已经够苦了，更无奈的是，朱德为了革命事业四处奔波，根本无暇顾及孩子。1922年朱德出国考察，紧接着就是回国领导武装起义、万里长征。父子俩这一别，就是整整二十年。朱琦跟着继母陈玉珍在四川老家东躲西藏，童年充满了颠沛流离的阴影。 转眼到了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国民党为了扩充兵力，大肆抓壮丁。当时的政策名义上是“三丁抽一、独子免役”，实际上到了下面就变成了明抢，连儿童都不放过。民间那句“生了孩子归老蒋，拿了银子归保长”可谓入木三分。已经21岁的朱琦也未能幸免，被稀里糊涂抓进了“云南王”龙云的部队当了兵。 巧合的是，那年朱德代表组织去南京开会，途中经过西安，刚好见到了老同学龙云。龙云随口提了一句：你儿子现在在我部队里呢。一向沉稳的朱德当时开心得像个孩子。但他心里装着国家大事，硬是把寻子的念头压了下去，专心去谈判。 好在周总理心细如发，暗中派人几经周折，终于把朱琦平安接到了延安。父子重逢那一幕，极其催泪。朱老总看着眼前的小伙子，不敢认，直接伸手去摸朱琦的右耳朵，当摸到那根“拴马柱”时，眼泪瞬间决堤，连声说道：“没错，是我的儿子，是我的儿子！” 找回了唯一的宝贝儿子，而且老子还是堂堂八路军总指挥，换做一般人，高低得把孩子留在身边安排个安全差事。可朱德的字典里，压根就没有“特权”俩字。 他告诫朱琦，必须先去中央党校接受系统学习。没过多久，朱琦就被父亲亲手送上了华北抗日最前线。有人劝朱德留个后，朱德硬生生顶了回去。 战场刀剑无眼，朱琦在一次战斗中腿部中弹，落下了终身残疾。伤愈后，他回到延安抗大七分校当队列科长。那时候他年轻气盛，觉得自己终于回到父亲身边了，偶尔难免有些松懈。 有一次延安办晚会，散场已经是深夜。朱琦因为腿有残疾走路费劲，就扒在朱德专车外面的踏板上，打算蹭个顺风车回窑洞。到了住地，朱德发现后勃然大怒，狠狠训斥了他一通：“这不是小事！踏板的位置是给警卫员的，不是给你的。万一路上出了事怎么办？今后绝不允许再搞特殊！” 从那以后，朱琦彻底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后来他回北京探亲，出了火车站全是自己倒公交车，然后再步行半小时回家。秘书看不下去想派车接他，朱琦连连摆手：“让爹爹知道我坐公车，他会生气的。” 新中国成立后，朱琦已经是团级干部了。但他牢记父亲的要求——服从分配，不挑肥拣瘦。于是，他去了天津铁路局，从最底层的机务段工人干起，学添煤、当司炉，最后考上了火车司机，一干就是十几年。 1962年冬天，朱琦驾驶着蒸汽机车把一位首长从北戴河拉到天津。一到站，首长点名见他。朱琦满身煤灰、顶着机油印子就去了。推门一看，首长竟然是自己的父亲朱德。父子俩隔着煤灰相视一笑，朱老总特别欣慰，他要的就是儿子这种在普通岗位上踏实肯干的精气神。 可惜命运多舛。到了六十年代的特殊时期，朱琦被下放到小车站当仓库保管员。本就有腿疾的他，在长期的繁重体力劳动和精神压力下，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最终在1974年那个雨夜撒手人寰。 朱老总在得知独子去世后，强忍着巨大的悲痛，甚至拒绝了把儿媳妇调回北京照顾自己的提议。他叮嘱赵力平：“你安心在天津工作，那里有群众基础，不要折腾组织。”一直到1999年离休，赵力平才调回北京。 1976年，朱德元帅也走完了他伟大的一生。他临走前清点家当，没有房产，没有私房钱，仅仅留下了两万块钱的存款，作为自己最后一次的党费，上交给了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