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周总理听到有人反映，领导干部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时，在外面等候的司机，交通民警都没有休息和解手的地方，周总理很重视这件事情，让人把人民大会堂的东门外的地下室改成休息室，还在里面设置了厕所。 1950年代的一天，北京长安街上车来车往。 人民大会堂里正在开重要会议，参会的领导干部们聚精会神，可门外马路边的情形，却没那么舒坦。 那时候小轿车是稀罕物，能开会的领导才有资格配车。 司机们没地方待，只能窝在驾驶座上干等，夏天车里像蒸笼，冬天又成了冰窖。 最难办的是想上厕所，附近根本没地儿去，大伙儿只能憋着，或者满大街找公厕。 同样受罪的还有路口的交通民警，从早站到晚，连个歇脚喝口水的地方都没有，遇到内急也只能轮班跑去老远的胡同里解决。 有人就把这事儿当闲话唠进了中南海，话传到周总理耳朵里，他上了心。 周总理没把这当成鸡毛蒜皮的琐事。 他专门把大会堂的管理人员叫来问情况，听完后就拍了板：“把东门外头那地下室拾掇出来，弄个休息室，里头得配上厕所。” 没过多久，人民大会堂东门外的地下室真的改了样，摆上了桌椅板凳，还砌了简易的厕所。 打那以后，司机们不用在车里干熬了，交通民警换岗后也能进去喝口水、歇歇脚。 这个地下室，后来被很多人称作“总理厅”。 其实按照当时的规定，大会堂的安保严格，外人别说进去休息，靠近都得盘问。 可总理一句话，就把这扇门给推开了。 周总理眼里的事，向来不分大小，只要跟人民有关，就都是大事。 他坐在车里往外瞧，瞧见的不是马路上的风景，是人的难处。 有一回下大雨，他特意叮嘱司机：“开慢点，路过积水的地方千万慢着点，别把脏水溅到行人身上。” 平时坐车，他也总跟司机交代：“别老按喇叭，白天吓着人，晚上吵着人，咱不能为了快，就给别人添堵。” 在他的心里，路是大家的，总理的车也没有特权把路人逼到一边去。 还有一次发生在1956年。周总理去唐山钢厂视察，当地干部按照“规矩”派了警车开道。 车队刚出交际处大门，几辆嗷嗷叫的警车就从他的车旁窜到前头。 周总理的脸一下子沉下来，让司机立刻停车，他摇下车窗对陪同的市委领导说：“叫他们回去！解放这么多年了，怎么还搞这一套？不相信群众吗？他们不走，我今天就不去了。” 警车灰溜溜地撤了，他才让司机重新发动车子。 在他看来，警车一开，就是把领导和老百姓隔开了，他不要这道墙。 1966年3月，邢台地震刚过，周总理赶去隆尧县慰问。 城里街道窄，救灾的车堵成一锅粥，交通民警急得满头大汗也疏通不开。 周总理下了车，站在高处看了看，然后做了一个谁都没想到的举动。 他把大衣一脱，穿过车缝走到那个交通民警跟前，说：“同志，辛苦啦，让我来指挥指挥行不行？”民警一愣，还没反应过来，总理已经站到了岗台上。 他扯开嗓子喊：“同志们，老乡们，听我指挥！”然后打手势、吹哨子，愣是把堵死的路给捋顺了。 一个大国总理，在灾区的路口当起了临时交通警。 周总理经常跟身边工作人员念叨一句话：“你们在我这儿工作，办什么事都得跟我的职务联系起来，得跟政治影响联系起来，最重要的是，要把我和人民联系起来。” 他给自己封了个官，叫“总服务员”，既然是服务员，那哪有服务员把客人关在门外的道理？ 人民大会堂东门外的那个地下室，几十年来进进出出过多少司机和民警，没人数得清。 那里面没有刻着总理的名字，可进去过的人都知道，这门是谁让开的。 周总理一辈子没给自己立过碑，可这座碑，却实实在在地砌在了最不起眼的地方，也砌在了知道这件事的人们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