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9月5日傍晚，北京市石景山区北辛安新房子42号，一座普通的居民楼里，白宝山正在母亲家中。 这个曾在一年多时间里横跨北京、河北、新疆作案15起、杀害17人、击伤15人的悍匪，此刻并不知道，他罪恶的人生即将走到尽头。 当四名警察敲开房门时，白宝山的心里瞬间明白了什么。 他后来在供述材料中写道："我本来想拿枪打死他们，可是，我母亲进来了，我就不能打了。我不忍心当着我母亲的面杀人，我做不到……" 那一刻，他刚刚萌生的反抗念头，在看见母亲身影的瞬间烟消云散。 警察以办理户口为由，让他去派出所走一趟。白宝山顺从地跟着警察出了门，临走前回头看了一眼母亲，这一眼，成了母子之间的永别。 白宝山被捕的过程看似平静，实则暗藏着一整年惊心动魄的追捕。 1996年3月，这个在新疆服刑多年的刑满释放人员回到北京，因户口问题迟迟未能解决，产生了报复社会的念头。 同年3月31日晚，他潜入石景山区高井发电厂，用铁棒击晕执勤战士范龙泽，抢走了一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 此后一年多，他接连作案：4月7日在装甲兵司令部枪伤哨兵余启明，4月22日在解放军军事体育工作大队杀害哨兵赵长文抢走手枪套，7月在河北徐水杀害两名哨兵、击伤一人，抢走"八一"式自动步枪。 1997年8月19日，白宝山与同伙吴子明在乌鲁木齐边疆宾馆制造了惊天血案——开枪打死7人、打伤5人，抢走140余万元现金。 案发后，新疆警方迅速封锁全城，但白宝山因未携带可疑物品侥幸逃脱，当天下午还出现在石河子的集市上制造不在场证明。 然而，他的同伙吴子明因多次要求分赃，被白宝山骗至天山风景区杀害灭口。 吴子明早有预感，临行前将写有白宝山地址的笔记本交给堂弟，嘱咐"如果一个月没回来就交给警察"。 正是这个笔记本，成为警方锁定白宝山的关键线索。 被押解到看守所后，白宝山起初态度强硬。 警方发现他特别爱面子——被捕时没穿上衣，手铐铐得紧，他很不自在。 后来警方给他穿上衬衣、松了松手铐，他的态度立刻软化了许多。 但当被押解到乌鲁木齐时，他却表现出明显的抗拒："何必呢，在这里了结就得了呗。" 主审官后来分析，白宝山不愿意到新疆受审，是因为他明白自己欠新疆人的债太多——17条人命中，有12条是在新疆欠下的。 刚到乌鲁木齐看守所的那个夜晚，白宝山扛了一夜没睡觉——因为交接时忘记给他安排被褥，加上号子里的人不知道他是谁，压根没把他放在眼里。 第二天提审时，他态度极其恶劣，提出要吃"干部灶"。这种对"面子"的执着贯穿了他整个审讯过程。 在供述中，白宝山展现出复杂而矛盾的心理。 他承认自己犯罪前会反复谋划："每次作案前，我都要把可能出现的问题想过几遍。包括作案的方法，行走的路线，允许的最长时间，在作案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意外，我怎样处理等等。我想好一件事，就把它定下来，全部想好之后，我觉得有把握了，再行动。" 他解释自己为何要抢枪而非买枪："买枪更容易暴露。" 对于为何每次作案都要开枪杀人，他的理由令人不寒而栗："枪是一定要开的，而且一定要打死人，不然没有震撼力，谁也不甘心巨款被抢走。" 关于杀害同伙吴子明，白宝山供认不讳："我劝过吴子明，我说那些钱不能花，一花非丢了性命不可。他就是不听，总惦记着分钱。那时我就想了，为了保全我自己，我必须杀人灭口。" 而对于情妇谢宗芬，他的态度则充满矛盾。被捕后他起初以为是谢宗芬出卖了自己，但当审讯涉及谢宗芬时，他却显得犹豫："这些事以她所说的为准吧，我记不清了，说乱了我怕害了她。" 据白宝山交代，他曾想杀掉谢宗芬，连埋她的坑都在石景山挖好了，但几次想激怒谢宗芬，都被她的百依百顺弄得下不了手。 临刑前，他唯一的要求是与谢宗芬照一张合影，谢宗芬同意了，说："有我的照片，在那个世界也管着他，让他不能做坏事。" 白宝山还交代了在新疆服刑期间杀害两名狱友的罪行。 他曾因被狱友欺负而将两人杀害，埋尸于牛棚墙下，因埋得深且上面撒了牛粪，警犬都闻不到。 根据他的交代，警方在石河子监狱牛棚下挖出了两具白骨。 对于自己的犯罪根源，白宝山在审讯中透露："我出来并没想重新犯罪，我给自己设计了两条道路，如果我能够正常地生活下去，我就不再犯罪；如果不能，我就去抢。" 他控诉回北京后多次跑户口未果："我回到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跑户口，先后跑了六七次，他们就是不给我办。我认为，我已经从监狱里出来了，起码也是个公民，可派出所不给我办户口，我吃什么？我不能靠父母养我一辈子？我这个要求不过分，我要生活。" 讽刺的是，就在白宝山被捕的当天，他的户口刚刚获批——1997年8月25日，北京市公安局批准其入户，而第二天，远在新疆的他杀掉了同伙吴子明。 1998年4月，白宝山在新疆被执行枪决。 这个背负17条人命的悍匪，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留给世人的是那句令人唏嘘的话："我不忍心当着我母亲的面杀人，我做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