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春风得意的黄永胜旧事重提，当众质问徐向前："你当时肯定被俘虏过，要不然身上怎么会有那么多钱？" 黄永胜彼时担任解放军总参谋长，正是林彪身边最炙手可热的人物。他这句话看似随口一说，实则是有备而来。 徐向前没有立刻反驳。他沉默了片刻，然后平静地说："我从未被俘。"就这一句，再无多言。 这沉默背后，压着的是三十年的血与泥。 1937年春天。甘肃祁连山一带，风雪弥漫，败退的西路军残部已经溃不成军。徐向前与陈昌浩脱下军装，换上破旧的老百姓衣裳，混在逃难的人群里向东撤退。 为了不暴露身份，两人随身带了些银元，用来购买口粮、打探消息。这是当时党的地下工作人员转移时的惯常做法，并非个例。然而就是这几枚银元，在三十年后成了黄永胜手里的一把刀。 西路军的覆灭，是徐向前一生最难以开口的伤疤。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之后，中央决定以红四方面军的第五军、第九军、第三十军共约两万一千余人渡过黄河，组建西路军，由徐向前与陈昌浩分任正副总指挥，任务是打通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 然而西路军一入甘肃，便遭遇了马步芳、马步青两部的围追堵截。"二马"的骑兵在本地作战，地形熟，补给足，而西路军弹药告罄，粮食断绝，援军迟迟无法到达。 从1936年11月到1937年3月，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倪家营子等地与敌反复鏖战。高台失守那天，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在城头壮烈战死；红九军几乎打光了最后一个人。 1937年3月，西路军在祁连山中彻底溃散。两万余人，最终牺牲与被俘者超过一万五千人，仅四千余人陆续辗转回归。徐向前历尽艰辛，直到当年8月才回到延安。 这段历史，在此后很长时间里都是徐向前政治上的压力来源。西路军的失败在党内一度被归咎于"张国焘路线"，而徐向前出身红四方面军，自然难逃牵连。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这道旧伤被人刻意揭开。徐向前当时已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但红四方面军的背景让他极易被扣上帽子。 1967年起，批斗接踵而来，各种诬陷材料满天飞，其中最严重的一条，就是捏造他在西路军失利时曾遭俘虏、充当叛徒。 到了1968年，黄永胜在会议上当众提起那几枚银元，把"身上有钱"与"曾被俘虏"直接挂钩，话里话外，不言而喻。 徐向前清楚黄永胜想要什么。他也清楚，在那个年代，若是据理力争，反而可能被扣上更大的帽子。所以徐向前选择了简短否认，既不退让，也不纠缠，把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 而黄永胜那边，故事并未就此结束。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机出逃，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汗，史称"九一三事件"。 作为林彪最倚重的心腹之一，黄永胜随即被捕。1981年，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黄永胜以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两年后在青岛病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