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王月贞被带上刑场。行刑前，官兵问：“死之前，你还有什么愿望吗？她把头往后转，说出了一个愿望。在场的人听后，都忍不住落泪了。 一九二八年的常德，天闷得像有人把锅盖扣在城上。 公共体育场拉起绳子，围出一块空地，押解队把一个瘦削的年轻女人推到当中。脚下黄土地被踩得发亮，一圈枪口对着她，军官问：死之前，还有什么愿望没有。 人群等着听求饶，她却把头往人群里一偏，眼神一下子定住，声音不高：“把孩子抱过来，喂口奶。” 孩子被外婆抱着挤进来，脸晒得通红，还在打瞌睡。 她接过一条灰毯子铺在地上，把孩子抱进怀里。小家伙一靠近母亲那股熟悉的味道，就醒了，眼睛乱转，完全不知道周围站着一圈拿枪的人。 她低头亲了亲孩子，把乳房塞到孩子嘴里，憋着不让眼泪掉下来。她心里明白，这是最后一次喂奶。她一边轻拍孩子的背，一边贴着耳朵小声说话，告诉他，娘是共产党，他爹也是，将来要跟着爷爷奶奶长大，好好活，将来要为这个苦日子的天下出点力。孩子只顾“吧唧吧唧”，听不懂，也不需要懂。 奶喂完，她抱着孩子站起来，送回母亲怀里，自己把囚衣抻平，捋了捋短发。军官再提醒一句，这是最后机会。她只说三个字：开枪吧。枪声压住一切，她仰面倒在血里，那年二十一岁，身后那个孩子才四个月。 八天之后，同一个体育场，同一块黄土地上，她的丈夫翦去病被押进来。行刑的人没换多少，围观的人也差不多。后来查档案，只剩下一句交代：烈士遗孤，抚养情况不详。 一九零七年，湘阴一个农家添了个闺女。几亩薄田，一间土屋，父亲会编箩筐、扎灯笼，靠手艺撑起一家。一说到让女儿念书，夫妇俩还是从牙缝里抠出学费。乡邻摇头，说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做什么，将来还不是要嫁人。她父亲闷头编箩筐，不接话。 王月贞捧着几本破旧课本，一路读上去，考进湖南稻田女子师范。家里觉得天开了条缝，读完书，当个老师，拿一份稳定薪水，总比守着几亩地强。进了女师，人生轨道悄悄拐了弯。教室里讲课，楼道和操场边，青年们传着小册子，讨论军阀混战，日本人打上来，讨论为什么农民一辈子累死也翻不了身。听得多了，她心里那股劲扎了根：地怎么种，穷的还是穷；账怎么算，不把压在头上的人挪开，这笔账永远算不平。 学生运动一场接一场，她站在队伍里喊口号，喊着喊着，把名字写进党组织的名单。毕业证刚到手，别人忙着找教书的差事，她已经跟着组织投入革命工作。 在队伍里，她遇到翦去病。两个人说话少绕圈子，一张口就是怎么动员农民，怎么对付反动武装，感情就在一次次商量里长起来。成亲那天没多少排场，几桌便饭，战友围一圈，第二天就各奔各的任务。 一九二六年九月，组织派她回湘阴搞农运，为北伐军进长沙做准备。临走前，她回头看了丈夫一眼，提起包袱就上路。到了家乡，她白天走村串户，晚上点灯给农民算地租算债利，算着算着，很多人握紧了拳头。农会建起来以后，矛头伸向当地大土豪。钟纯生这个名字，在十里八乡提起来就是一肚子苦水。 那场公审，场子挤得水泄不通。她站在审判台前，一条条念他的罪，逼债、霸地、打人，翻开老账就是一串血泪。宣判死刑时，场下掌声炸开，“威风凛凛的女县长”这个说法在乡间传开，农民看她像亲人，土豪看她像仇人。 形势正烧得旺，风向突然变了。一九二七年，上海枪声一响，大批同志倒下，组织被砍得七零八落。她被迫离开湘阴，转到武汉，以教书先生的身份做掩护。讲台上一支粉笔、一块黑板，课后脚步却总往秘密联络点靠。 翦去病后来辗转到了武汉。 动荡的城市里，两口子难得住到一处，一边忙工作，一边商量将来。不久，她怀上了孩子。怀孕在那样的年月，说是喜事，又免不了担心。群众冒着风险把她掩护回常德，孩子算是平安落地。 平静没撑多久。一次执行任务，她被叛徒盯上，落进监牢。敌人先派叛徒来劝她，说女人何必吃这个苦，又拿孩子说事，让她想想一个没娘的娃。她听完只是叹口气，装作妥协，把叛徒叫近些，人一俯身，一口唾沫甩上去，骂了句没有骨头的东西。叛徒灰头土脸退了出去。 软的不成，敌人就上硬的。皮鞭一下一下抽在身上，火炉里伸出一把烧得通红的铁勺，按在已经破开的伤口上。她咬着牙，一声不吭。敌人从她嘴里挖不出半个字，只好做了个决定：押到街上当众枪决。 后来，人们去德山孤峰岭烈士陵园扫墓，可以在柏树之间找到她和翦去病的墓碑，两块石头静静挨在一起。史书上关于他们的一生，常常只有几行字，课堂上翻过去也就几秒钟。 可那几秒钟背后，是二十出头的青春，是一个四个月大的孩子，是一对本可过平常日子的夫妻，把命悄悄放到民族和人民这一头的天平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