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张恨水被迫结婚。他嫌弃妻子貌丑，却经常和妻子同房。不久后，妻子怀孕生下一个儿子，他却怒骂：真是晦气！ 张恨水原名张心远，1895年出生在江西广信府，祖籍安徽潜山。他从小泡在四书五经里，却偏偏对《红楼梦》那种缠绵悱恻的调调情有独钟。1912年，他跑到芜湖的报馆当学徒，一只脚踏进了新闻圈，脑子里装满了各种新思想，对未来的伴侣充满了罗曼蒂克的幻想。 1913年，他刚满18岁，母亲戴氏就迫不及待地要给他张罗婚事。媒婆李氏给他妈指了邻村徐家的一位姑娘，戴氏跑去偷偷相看，只见那姑娘眉清目秀、身段窈窕，当即欢天喜地定下了这门亲事。 张恨水虽然心里排斥包办婚姻，但听闻姑娘长得标致，是个读书人家出身，心里有了几分期待。 结果，洞房花烛夜，红盖头一掀开，张恨水犹如遭遇了晴天霹雳。坐在床头的，根本不是当初相亲时看到的那个漂亮姑娘，而是一个长相平庸、皮肤黝黑、微微龅牙，还缠着一双“三寸金莲”的矮胖女子。 原来，徐家怕张恨水看不上自家的大女儿，干脆玩了一出“偷梁换柱”的骗婚局，让漂亮的二妹妹去相亲，结婚当天再把大姐姐顶包塞过来。这位大姐名叫徐大毛，后来被张恨水嫌弃名字太土，改成了徐文淑。 面对这明目张胆的欺骗，张恨水气得浑身发抖，夺门而出。满心的委屈和愤怒，让他对这段婚姻彻底死了心，也对眼前这个无辜的女人结下了深深的芥蒂。 婚后的日子，简直就是一座冰窖。张恨水对徐文淑冷淡到了极点，平时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周末回家也对妻子爱搭不理。这种无声的冷暴力，像软刀子一样割着徐文淑的心。 但在那个封建礼教吃人的年代，徐文淑毫无退路。她大字不识一个，骨子里刻着“从一而终”的旧观念。面对丈夫的冷眼，她选择用最笨拙的方式去赎罪——当牛做马地干活。她每天起早贪黑，伺候婆婆，洗衣做饭，甚至下地干农活，毫无怨言地撑起了这个家。 张恨水的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老太太觉得这媳妇勤快本分，就成天在儿子耳边念叨，逼着他跟徐文淑同房，好歹给女方留个一儿半女，老了也有个依靠。 张恨水虽然受了新思想的洗礼，但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重压下，他最终妥协了。他带着满心的膈应与排斥，勉强与妻子同房。毫无感情基础的结合，本质上只是一场完成传宗接代任务的机械操作。 1915年，徐文淑终于怀孕，生下了一个女儿。张恨水听闻后，不但没有初为人父的喜悦，反而直接怒骂晦气不祥。他连看都懒得多看一眼，对孩子不闻不问。可怜这个女婴，仅仅活了半年就夭折了。后来，在母亲的再次施压下，两人又生了一个女儿，遗憾的是依然没能养活。 经历了两次丧子之痛，张恨水彻底失去了耐心，从此再也不碰徐文淑，两人的婚姻彻底名存实亡。他按月往家里寄钱维持生计，心却早早地飞到了外面的广阔天地。 离开令人窒息的老家后，张恨水辗转芜湖、北京，在新闻和文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靠着连载百万字的《春明外史》一炮而红，成了民国时期名响当当的“章回小说大家”，一生留下了两千万字的文学财富。 他在小说里大肆抨击包办婚姻，热烈歌颂男女平权与自由恋爱，但在现实生活中，他却深陷一妻二妾的旧式泥潭。 1924年，他在北京采访贫民习艺所时，救下了出身穷苦、年轻活泼的胡招娣。他将她纳为妾室，改名胡秋霞。张恨水教她识字，两人也曾有过一段甜蜜时光。但胡秋霞脾气火爆，爱喝酒闹事，两人的感情最终在无休止的争吵中消磨殆尽。 1931年，功成名就的张恨水在一次义演中，结识了比他小20岁的女学生周淑云。周淑云家境优渥，懂钢琴，有文化。两人精神高度契合，她甚至不顾家人反对，决然跟着张恨水私奔，改名周南，成了他的第三任妻子。抗战时期，周南为了给他治病，甚至变卖了首饰，两人感情极为深厚。 从徐文淑，到胡秋霞，再到周南，张恨水的感情轨迹，将一个民国文人的半新半旧、虚伪与多情展现得淋漓尽致。他用笔杆子呼唤新时代，自己却在旧道德的温床里享受着齐人之福。 在张恨水于外头风花雪月的同时，徐文淑在老家默默地做着整个家族的“定海神针”。 最让人动容的，是徐文淑对胡秋霞所生孩子的态度。胡秋霞早产生下儿子张晓水时，孩子浑身冰凉，气息微弱，眼看就要不行了。是徐文淑挺身而出，脱下自己的棉袄，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坐在火盆边轻轻拍打了整整三个时辰。随着一声啼哭，这个孩子被她硬生生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徐文淑一生未能育有自己的骨肉，她便将情敌的孩子视如己出，悉心照料了近十年。张晓水开口叫的第一个词，是“大妈”，全家上下无一不敬佩她的宽厚与善良。 抗战胜利后，徐文淑依然留在安徽老家，靠着张恨水的汇款买地生活。她把所有的苦难都咽进肚子里，在佛经与田野间寻找着内心的平静。她曾淡然地说过：“好年华不是用来抱怨的。” 1958年的一天，64岁的徐文淑走在去给张晓水寄信的路上，突发中风，倒在街头再也没有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