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14岁的董竹君来了“月事”。很快，她的“初次”拍卖会，就被提上了议程 董竹君出生在上海的一个贫苦家庭，父亲拉黄包车，母亲给人做帮佣。13岁那年，家里实在揭不开锅，父亲重病急需用钱，父母无奈之下，只能把她押进青楼做“清倌人”抵债。所谓的清倌人，听起来稍微留点体面，也就是只卖唱不卖身，但大伙儿心里都跟明镜似的，这不过是老鸨在“养肥了再宰”。 果不其然，随着14岁初潮的到来，董竹君的危险期真正降临了。 老鸨开始明里暗里地张罗，那些有钱的商贾政客也像闻着血腥味的秃鹫一样围了过来，纷纷开出高价。董竹君心里非常清楚，一旦自己那道防线被突破，这辈子就永远烂在泥潭里，连翻身的机会都没了。 普通女孩遇到这种事，多半只能认命哭泣。但董竹君的骨子里有一种天生的狠劲和清醒。她一边在老鸨面前装出乖巧听话的样子，放松看守的警惕，一边开始暗暗寻找逃脱的生机。这时候，她遇到了生命中的第一个转折点——夏之时。 夏之时可不是一般人，他是同盟会成员，在辛亥革命里立过赫赫战功的四川军政府副都督。他看上了董竹君的聪明伶俐，提出愿意花重金为她赎身。按照当时流行的才子佳人剧本，弱女子这时候早就感恩戴德地扑进恩人怀里了。 但董竹君偏不。她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惊掉下巴的决定：拒绝被赎买。 她跟夏之时提出了极其强硬的条件：第一，不做小老婆，必须明媒正娶；第二，结婚后必须送她去日本留学；第三，将来学成归国，要组建一个平等的新式家庭。这哪里是一个14岁青楼女子的口吻，这完全是一个现代独立女性的谈判筹码。她太懂了，靠男人花钱买来的自由，归根结底还是附庸，她要的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尊严。 为了不连累夏之时，也为了把命运彻底攥在自己手里，董竹君策划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逃亡。 她趁着恩客醉酒，把平时的赏钱全换成碎银子，一点点买通厨房的阿姨，拿到了后门的钥匙。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她连夜翻墙，抱着一双绣花鞋狂奔到码头，彻底逃出了那个吃人的火坑。 两人随后在日本结了婚，董竹君也如愿进入了东京御茶之水女子大学附属师范学校读书。按理说，故事到这里，应该是个幸福美满的结局。可现实往往比小说更骨感。 随着时间的推移，夏之时身上那种封建大男子的劣根性彻底暴露了出来。他骨子里极度重男轻女，而且对董竹君充满了毫无由来的猜忌。他甚至荒唐地把留给董竹君的留学名额换成了家庭教师，就是为了把她拴在家里。董竹君没有妥协，她硬是把日语课本撕成小纸条塞在腰带里，白天装作无事发生，晚上躲在厕所里拼命背诵。 后来，夏之时的政治生涯走下坡路，被解除了军权，退居四川老家。他开始自暴自弃，抽大烟、赌博，甚至动辄对董竹君和女儿们拳脚相加。董竹君在这个所谓的“家”里，感受不到任何温暖，只有无尽的压抑和窒息。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发生在他们分居后的第五年。当时董竹君的父亲重病卧床，急需一笔钱救命。夏之时竟然冷血地提出一个条件：出钱治病可以，但董竹君必须带着女儿滚回四川老家，继续做他呼之即来的附属品。 这种充满施舍与威胁的要挟，彻底击碎了董竹君对这段婚姻的最后一点幻想。 她宁可自己去借高利贷，宁可带着四个女儿在上海滩挨饿受冻，也坚决拒绝了这个条件。1929年，她带着四个女儿，毅然决然地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 这是她人生中第二次跳出火坑。第一次逃离青楼，她要的是肉体的自由；第二次逃离封建婚姻，她要的是灵魂的独立。 一个单身女人带着四个孩子，在兵荒马乱的上海滩求生，难度可想而知。刚到上海时，她口袋里只有借来的8块大洋。她当过首饰，借过外债，办过纱厂，甚至因为参加抗日爱国运动被国民党当局抓进过监狱。但无论遭遇多大的打击，她都咬紧牙关硬挺了过来。 真正让她在上海滩站稳脚跟的，是她一手创办的“锦江小餐”（后来的锦江饭店）。 董竹君做生意，眼光极其毒辣，手段也异常超前。当时的饭馆大都脏乱差，她直接打破行规，在厨房装上大玻璃隔断，让客人们清清楚楚地看到洗菜、切配、烹饪的全过程，主打一个干净放心。她还给服务员统一定制了整洁的服装，要求她们说话温和有礼。 更让人敬佩的是她对待员工的态度。她绝不克扣员工，反而将一部分利润拿出来购买公债，员工只要干满三年就能拿到实打实的分红。在那个资本家疯狂压榨劳工的年代，董竹君硬是用自己的江湖道义和人文关怀，带出了一支极其忠诚的团队。 锦江饭店越开越大，名气也越来越响，甚至成了上海滩政要名流、地下党人接头的重要据点。 1949年上海解放，很多大资本家卷铺盖跑路。董竹君却做了一个让世人震惊的决定：她把价值十几万美元的锦江饭店，连同地契、账本、钥匙，全部无偿交给了新生的共和国。 她把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在了四个女儿身上，而这四个女儿也没有辜负她的期望，个个成长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