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战役中，解放军将城围得水泄不通。蒋多次派专机接应市长杜建时撤离，最后一次飞机一连等候三天，均被他谢绝。 天津上空那阵子不安稳。城外炮声一阵阵传进来，城里机场跑道上停着一架专机，机舱门敞着。名单上写得很清楚，要接的人叫杜建时，是天津市长。飞行员和警卫守在梯子旁，等了一天，又多等两天，那个人始终没露面，只好飞回去。 有人摇头，说这人是不是犯糊涂，不走就是死路。 知道内情的人心里发怔，因为明白他不是没路，也不是看不出城守不住。解放军把城围得水泄不通，天津那点守军根本顶不住，这个账他算得明明白白。偏偏在这时候，他把那条“安全通道”推开，留在已经开始摇晃的城里。 一九六三年，战犯管理所的大门对他打开，他出现在特赦名单里，走出大院，身份从“战犯”变成“文史专员”。那时候的杜建时，头发已经花白，对外说了一句实在的话：“虽然获得了新生，并不等于思想改造好了，只有活到老，学到老，思想改造到老，才能跟上人民的行列。”当年也算风光人物，如今伏案整理资料，和普通老干部一样守着案头灯。 往前倒，他的履历一点也不普通。 年轻时考进东北讲武堂，又进陆军大学，入学考试拿第一，毕业时还是第一。蒋介石看中他脑子好使，把他当成“可造之材”，推荐出国深造。 在美国的那几年，他待过雷文沃兹军事学院，学完现代军事理论，又去大学读国际关系，拿到加州大学授予的国际政治博士。 回国时，肩上有军校出身的牌子，也有“洋博士”的光环，在老蒋眼里，是可以当“智囊”的人。 一九三九年归国，他被派到第九战区，当上高级参谋，成了薛岳身边的助手。 长沙会战打了三次，外界看见的是前线冲杀，幕后的参谋们蹲在地图前，推演兵力、地形、补给。杜建时在这种工作里养成习惯：算账算细，打仗不光看气势，也看长远。 抗战结束，日本投降，局势很快拐进内战。 华北是要害，天津是要害中的要害。蒋介石这时候把手伸向杜建时，让他接天津市长的担子。听起来风光，他心里却不踏实，手里没有真兵权，又不愿意继续打这一仗，多次推辞之后，拗不过上边，只好接下这个摊子。 到了天津，他清楚自己站在什么位置。 一头连着南京，一头对着城里成千上万的老百姓。等到解放军进逼华北，战线一截一截崩塌，他从电报和情报里，看得懂是什么形势。纸面上的数字摆在那儿，天津这点守军，想跟对面硬耗，没有赢面。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天津被解放军重重包围。 更棘手的是，大批外线溃退下来的国民党残兵一股脑涌进城，总数有好几万。指挥官有人先一步撤走，有人干脆不露面，军心像散了线的风筝。街面上穿着旧军装的人多了，枪有，情绪也有，就是缺个管事的，一旦失控，最容易受伤的就是普通市民。 这时候，蒋介石派来的专机落在机场。对不少同僚来说，这是求之不得的机会。电报一封接一封催，机组在跑道边守着。杜建时的选择和大流反着来，他对专机说“不”，留在城里照常上班，把能稳定的部门先拢一拢。 他心里门儿清，这座城市守不住，自己又不可能凭一己之力改变战局。能做的，就只剩下把“乱”压一压，让那些残兵手里的枪少朝老百姓方向响。有下属劝他早点走，别把命搭进来，他摇摇头，说得很直白：自己要走，城里这么多兵，没人压住，麻烦就大了。那架飞机在跑道上干等三天，等来的消息不是市长上机，而是城里形势愈发紧绷。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天津解放。 解放军入城，市长没有自尽，也没有假扮平民溜走，他选择率部投降。军队改编按程序推进，他本人被送进战犯管理所。和他一同进去的，什么脾气都有，他的态度算温和，把改造当成一门“必修课”。 在管理所里，他那点军校底子和留洋见识派不上什么大用，需要的是自省的劲头。到了六十年代，政策调整，部分战犯获特赦，他也在名单之中。 出门以后，改去做文史专员，不再握权，坐回书桌，用另一种方式和历史打交道。 如果把他的一生缩成几帧画面，一帧是长沙战役后参谋室里摊开的地图，一帧是天津机场跑道边那架干等了三天的专机，还有一帧，是晚年案头灯下翻阅旧稿的背影。有人认定他是旧政权的一枚齿轮，也有人记住他在天津没走那一步。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七日，杜建时病逝，八十三岁。 外界对这个名字已经有些陌生，天津街头车来车往。机场跑道早换了模样，当年的专机早已不在，只有翻开档案时，那个三天没出现的名字，还会轻轻跳出来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