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有什么不同？ 一九二七年的中国，有点像被人从中间掰断的一根竹竿，上半截还挂着北伐的余温，下半截已经是血光和风声。夏天快过去的时候，南昌城里半夜突然响起一阵枪声；秋天刚露头，湘赣边界的稻谷正要收割，山谷里又炸起另一阵枪声。同样都是起义，同样都写进了党史军史，细看下去，味道完全不一样。 事情要从春天说起。三月，蒋介石在南京自立中央，武汉那边汪精卫还在打着国民党旗号，两边公开分家，被叫作“宁汉分裂”。表面看是路线争论，真正刺痛人的，是接下来的血案。四月起，南京当局动真格，大批共产党人和工人、学生被抓被杀，“四一二”几个字成了噩梦。七月，武汉方面也下手，宣布“清党”，七月十五日在党史上留下新的一道伤口。 这么一割，大革命从一九二四年走到一九二七年的反帝反封建高潮，眼看着塌下来。中国共产党被逼到墙角，只好掉头重来。七月十二日，中共中央痛下决心，撤掉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右倾退让的那套路子走不下去了。紧接着，中央重新盘点手里还掌握或者能影响的国民革命军部队，把希望先押在南下广东这个方案上，设想和张发奎指挥的第二方面军汇合，在广东搞土地革命，恢复根据地，然后再谈北伐。 计划铺得再漂亮，也要有人在枪口底下去实现。八月一日凌晨两点，南昌的夜色还压在屋顶上，街口忽然亮起火光。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把原来国民革命军里的一部分力量拧成一股绳。第20军第1、第2师悄悄摸到旧藩台衙门、大士院街、牛行车站这些要害节点，第11军第24师则扑向松柏巷天主教堂、新营房、百花洲一带，城里关键部位几乎都被点名。 激战一直拖到天蒙蒙亮，南昌城的局面掀了个面。守军三千多人被吃干抹净，起义部队手里多出五千多支枪，子弹七十多万发，大炮也缴来几门，账面一看，已经是有骨头有牙口的武装了。当天午后，马回岭方向又传来消息，第25师第73团全体起义，第75团三个营跟上，第74团机枪连也掉头，聂荣臻、周士第领着人赶路，一九二七年八月二日，这些部队陆续进城，与南昌起义部队合在一起。 这样一支新军，政治招牌却还挂在旧钩子上。起义成功以后，中共前委按照中央的意思，继续用“国民党左派”的名义对外发声，发表了国民党左派《中央委员宣言》。宣言里，一面揭露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勾结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种种做派，一面又郑重表态要拥护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那几条原则，要继续反帝、反军阀。对外还要借壳，对内已经在独立领导战争，这种夹在缝里的姿态，是南昌起义的一个标记。 后来人常说，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也是共产党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独立领导战争、开始创立自己的军队。从战场选在大城市，到部队骨干主要还是旧军队出身，再到旗帜上延续国民党左派的名义，这场起义多少带着北伐旧路子的影子，只是指挥棒已经换了人。 换个地方看，湘赣边界的空气更混着土腥味。那里的故事，被毛泽东写在《西江月·秋收暴动》里：“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短短几句，把农民的憋屈和暴起都点透了。地主层层盘剥，农民个个同仇，日子压到秋收，账要算起来，往往就不是几斗米的问题。 在这一片山水上，八七会议给了秋收起义一个明确的起点。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汉口的紧急会议把话说得很直：要搞土地革命，也要用武装斗争回击国民党反动派。会场上，湘、鄂、粤、赣四省的农民力量被正式写进计划，秋收时节成了动员时节。 九月九日，湘赣边界的枪声应声而起。参加起义的队伍里，有原来的部队，也有大批工农武装和地方赤卫队。旗帜已经换成了新的样子，工农革命军这几个字第一次堂堂正正地举起来，上面画着镰刀、斧头和五角星，这一回不再借用谁的名字，而是中国共产党在武装斗争中公开亮出自己的旗号。队伍的底色也变了，穿草鞋的农民，扛着枪站在队伍里，不再只是被动的支援者。 秋收起义的路也并不平坦。起初，部队还是沿着进攻大城市那条老路往前推，长沙这样的目标，一看就知道分量。但战事进展不顺利，损失不轻，队伍士气和现实处境都被逼到一个坎上。九月十九日，秋收起义部队在文家市会师，屋里摊开地图，窗外风一阵一阵吹进来。毛泽东主持前委会议，把视线从城头挪开，对着山那一边做了新的判断，决定带队转向农村，朝着井冈山方向走。 秋收起义在军事上没有打出漂亮的战报，结局用冷冰冰的字眼看，的确是“失败”。 可就是在这样一场失败里，中国共产党有了第一支名副其实的工农军队，有了带镰刀、斧头、五角星的第一面军旗，有了井冈山上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乡村成了根据地，游击战从小打到大，工农红军和各地农村根据地在这条路上慢慢铺开，党在这条路上由小变大，由弱变强。 把这两场起义摆在一起，南昌起义告诉世人，中国共产党不会再把命脉交给别人，秋收起义和井冈山道路则告诉世人，这场革命最终要扎根在土地和农民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