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人被俘后，总会表现出一脸不服气的样子。可是，在澳大利亚被俘的这两名日本战俘，却表现得服服帖贴。还有，被送往西伯利亚的日本战俘也表现得服服帖帖。 1943年1月，新几内亚的布纳战役正打得激烈，日本第18军在丛林里设下据点，澳大利亚第7师和美军第32步兵师联合展开攻击。 26岁的日军上等兵佐藤清一当时正藏在腐叶堆下，脸上的泥巴和汗水混在一起。他从未见过这种打法，对方的炮火精准地把日军工事一点点撕开，曾经在招募时反复灌输给他的“皇军无敌”幻象，被炮弹彻底轰碎。 佐藤清一原是广岛一家机械厂的技工，1939年应征入伍。军营里天天喊“宁死不降”，可当小队长被澳军士兵用刺刀顶住喉咙，跪地求饶时，他忽然明白了什么。 几天后被俘时，他连抬头的勇气都没有，步枪背带都快被他指甲抠烂了。他在战俘营里听话地排队、吃饭、劳动，从不顶嘴。 一次两个战俘企图越狱，被哨兵一枪打伤，扔进医疗帐篷处理得像扔麻袋。佐藤清一只瞥了一眼，就再没起过逃跑的念头。 这种转变，并非只是因为澳军强势，而是那支部队太能打了。第7师在1941年打过北非战役，和隆美尔的非洲军团拼过，战术硬朗、执行力极强。 佐藤清一说，他在那种绝对压制的气场里，甚至连“耻辱”这种感觉都升腾不起来，只剩下“别死”两个字。 另一方面，1945年8月，山田英夫在中国东北接受的却是另一种折磨。苏联红军在几天内攻破了关东军阵地，他所在的第23师团连像样的抵抗都没做就缴械了。 山田英夫是东京人，战前是小学教员，临时编入关东军时，已经对战争心存疑虑。他以为最多被关几个月，结果火车带着他们一路驶入西伯利亚雪原。 到了奥姆斯克附近的战俘营后，山田英夫的幻想彻底粉碎。日军士兵穿着夏季军装，被迫每天伐木、修铁路、扛重物，每天超过12小时劳动，只有黑面包和稀得能照出人影的粥充饥。 除了佐藤清一和山田英夫，还有无数战俘在这些战俘营中经历了类似遭遇。据1949年联合国战俘事务调查报告记载，苏联共押往西伯利亚的日本战俘达57万人，死亡率高达10%以上。 而澳大利亚、美国等地战俘营因管理有序、医疗条件尚可，死亡率明显较低，但精神压制更为彻底。 日本士兵在南太平洋和亚洲大陆战场上曾无比嚣张，对俘虏毫无怜悯。可当战局逆转，这些曾高呼“天皇万岁”的人，在真正力量和环境的压迫下，迅速转变为驯服的战俘。 不是因为觉悟，而是因为看清了现实。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被俘的士兵在战后被遣返回国后，大多数从未因战争罪行受到审判。像佐藤清一这样的人，在1950年代被日本社会默默接纳。 他回到工厂继续做技工，从不谈起战争。 被洗脑的军人之所以服帖，不是因为良知被唤醒，而是因为“服帖”是他们最后的保命方式。真正让他们低头的，不是战争的正义性，而是绝对的现实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