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有多厉害？当年的电子陀螺仪的研究团队苦思冥想一年多，没有捋出来头绪，找钱老求教，钱老说，我太忙了，哪有时间搞这个！后来，钱老经过思考，给了他们一个公式，陀螺仪团队按照这个思路，没多久就攻克了电子陀螺仪难关。相关人员根据这个公式，发展出领先世界水平的科研项目，激光陀螺仪。填补我国在这一块的空白。 一九七一年，国防科技大学有支电子陀螺研究队，被一个技术难题拖了一年多。图纸摞在桌上，公式写满黑板，关键几条关系总是对不上。有人半开玩笑，说再算下去，人没垮，头发先垮。几番商量，只好托人带话，请教钱学森。 钱学森听完情况，先摆明：自己手头事多，没法替人一步步推导。话说得直，谁都听得出，他不愿做“代工”，却把问题记在心里。没过多久，两张写着激光陀螺大致原理的纸送到研究队。上面不是现成答案，而是一条清楚的计算路线。大家沿着这条线往下推，电子陀螺的结一点点解开，再往前发展出激光陀螺，补上了当时中国在这一块的技术空白。 这两张纸，背后是一整套早就想好的判断。六十年代初，国内刚做出第一台激光器，半导体、氟化钙、钕玻璃、含钕钨酸钙、转镜开关、氦氖等激光器接连成功，被同行笑称“满堂红”。一九六二年，他就写下自己的看法：受激发射能得到波束极窄的单色相干光，强度远超旧水平，会给原子、分子物理和光化学提供新工具，催生强光光学；在工程上，会在远程飞行体的定位、探测、追踪上大展拳脚，也可能为宇宙通信打开通道，他估计十年左右，这门技术可能在科学技术中掀起一场新的波澜。 当时真正麻烦的，还不只是技术，而是“怎么叫”。一九六三年前后，国内各种称呼乱成一片：光受激发射放大器、光激发器、光量子振荡器、光量子放大器在论文里并排出现，莱塞、镭射这样的音译也很吃香。做研究的人坐一桌，先要花时间确认大家说的是不是同一件事。一九六三年七月，长春召开第二次光受激发射会议，决定创办《光受激发射情报》，给圈内人搭个平台。同年十二月，经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国家科委下达《一九六三至一九七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专门提到光受激发射，认为在定位、探测、追踪以及武器方面有广阔前景。 口径不统一，规划落不下去。一九六四年十月，钱学森写信给那份情报刊物，提议用两个字来概括这一整块内容：“激光”。十二月，上海召开全国第三次光受激发射会议，与会专家正式采纳了这个译名。从第四次起，这个国内历史最久的激光会议，名字里都带着“激光”二字。《光受激发射情报》也从第九期起改名为《激光情报》。差不多同一时期，中国科学院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上海分所成立，后来叫上海光机所。六十年前，它被视作专门从事激光研究的先行单位。研究所挂牌，会议改名，刊物更名，“激光”这个词算是扎了根。 名字定下来，还要有人把路看长。一九七七年，他在中央党校给学员讲现代科学技术，提到激光时，用了一个大家听得懂的比方：和聚光灯一比，激光光强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颜色还能随意调。几十台激光器把多彩光束打到夜空，再配上焰火，那就是一幅壮丽的画面。听上去有几分浪漫，其实是在提醒决策层和科研一线，激光既是精细仪器，也是未来场景的一部分。 一九七八年，他谈新技术时举过一个例子。新华社外文科技参考那年报道，用激光记录和提取信息，每秒可以印十万个字母，输出版面依然清楚。电子计算机把检索速度的问题解决了，矛盾转移到记录和提取这一环，激光正好接上。一九八二年，他再到中央党校讲现代化通信，从多路载波电缆讲到微波中继，又讲到同步通信卫星，最后点出更先进的激光通信已经进入实用阶段，提醒如果跟不上，这一环节会拖现代化的后腿。一九八四年，他谈国外用计算机管理生成加工体系，指出难点在工艺，提出可以用激光做表面处理、热处理，把一串工序拧在一起。同年，他在《新技术革命的若干基本认识问题》中，把激光技术和电子计算机、遗传工程、核能及核技术、航天技术、海洋工程写在一起。 与此同时，他在理论上也把网织得很细。一九七九年，《中国激光》发表《光子学、光子技术、光子工业》。他把激光的本质压缩成一句话：光子的产生、运动和转化。顺着“光子”这个根，他提出“光子学”，明说这是一门可以和电子学并行的科学。文中，他把激光光谱学、激光器及探测装置理论、光子与电子的相互作用、各类激光测量与探测仪器、激光全息等方向收进光子学框架，又连着给出几条判断：光导纤维通信、大气与航天激光通信、焊接和热处理等激光加工、惯性约束氘氚聚变、光子计算机，都值得押注。 视线回到国防科技大学，一九八七年，学校成立“光子对抗研究中心”，赵伊君担任主任。“光子对抗”这个名词在学界本来没有，就是他先提出来的。面对全新的领域，赵伊君沿着他那套“原子分子物理 物理力学 尖端技术中的现代力学问题”的技术科学思路，为研究生开出原子结构计算、高温气体物理力学、激光与物质相互作用等课程，学科的框架在一块几乎空白的地上慢慢立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