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毛主席离世后不久，叶剑英开始频繁搬家，刚入住不到30分钟，就要搬走，去新家待了不到一个小时，又要搬家，最高记录达到了一晚3次。警卫对叶剑英此举大惑不解，叶剑英天机不可泄露的回了四个字，狡兔三窟。 一九七六年的北京风声紧，人们口口相传，说有位老帅总是拎着行李往外跑。 刚把钥匙插进新门锁，坐下喝口水不到半个钟头，又招呼警卫收拾走人；换个地方，沙发印子都没坐热，再提箱子出门。有一晚，车子在院里进进出出三回，楼里的灯一亮一灭，警卫摸不着头脑，只觉得这哪是住家。 问起原因，叶剑英只丢下一句“狡兔三窟”。 嘴上说得轻巧，心里那根弦一直绷着。他明白，自己不光是个军人，也是那几年局面上的一枚要紧棋子，住在哪儿、和谁说话、什么时候露面，背后都绕着目光，稍微松一口气就可能被人抓住把柄。 往前推一点，在毛主席病重那段时间，叶剑英被叫到病房。 灯光压得很低，机器的声音在空房间里来回打转。 毛主席说话已经很吃力，只伸出手，在他的手背上轻轻点了三下，不多一个动作，也不多一句话。 这个细节，后来几乎没人听他讲起。 那三下到底是托付，是提醒，还是一种无言的交代，只留在他心里转圈。 再往前看，自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周恩来开始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高层分工要理顺，国务院那头也得把十二位副总理的担子分清楚。 那段时间，叶剑英和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一起，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审定分工，看上去是行政安排，其实每一笔都牵着以后局势往哪里走。他提出让邓小平处理中央日常工作，毛主席点头，邓小平从此扛起这个重担。 到后面风高浪急的时候，这个安排的分量就显出来了。 毛主席离世后，治丧的担子压在叶剑英身上。 灵堂要布置，程序要安排，国内外的目光全盯着北京。他一边忙这些，一边留心另一种动静。 有人开始装出一副关心大局的样子，当面问，以后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话里话外都在探路；有人盯上三中全会，盘算借这个会做点“不那么光明”的事；还有人干脆去找汪东兴，开口就要看毛主席留下来的文件。 汪东兴有顾虑，就去问叶剑英怎么应对。叶剑英没长篇大论，只回了五个字，要坚持挺住。 这五个字不算响，却等于把态度钉死在桌子上：该扛的要扛，把关的位置不能让。也正因为心里有这根弦，他对个人安全和行动轨迹变得格外抠。 搬家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变得越来越密。 叶剑英把自己的东西减到不能再减，箱子里只留规整的几件衣物和必要文件，随手一提就能走人。新的住处刚安排好，秘书人还没睡稳，电话就打来了。那头没有寒暄，没有解释，只有两个字，搬家。 警卫实在憋不住，嘀咕了一句，这样折腾是图个什么。他笑笑，用“狡兔三窟”压住话题。 住处的位置由极少数人知晓，来往的脚步被刻意压到最低。 谈事也有讲究，只要涉及关键内容，旁边的收音机立刻打开，让播音和谈话搅在一块儿，给有心人添堵。到后来，他干脆告诉秘书，不必再到家里来办事，有话到机关说。对身边人解释得很明白，国家这盘棋输不起，人民也输不起，一旦在保密上打了个盹，很可能满盘皆输。 朋友那边也有人替他捏汗。 聂荣臻托杨成武去看他，提醒要把准备做好，注意安全。 叶剑英听完，反倒笑出声，让他转告叶总，想法早就想到一块去了，狡兔三窟都准备好了，也请对方多留个心眼。几句玩笑话，藏着彼此对局势的一清二楚。 搬来搬去，叶剑英最后住进了九号楼。 那栋楼周总理住过，来历谁都清楚。 一些人听说他搬进去，脸色立刻不好看，私下里咬牙切齿，抱怨怎么让他住到那里去了。汪东兴顺势挡了一下，说是周总理生前交代。话一出口，对方再不满意，也不好往下拗。 九号楼相对安静，他在这里见人、谈事。 军事科学院的领导人陆续来访，粟裕、宋时轮都在其列。谈军队，谈整顿，也谈接下来要怎么应对局面。叶剑英反复叮嘱身边人，眼睛要明，耳朵要张，嘴巴要紧。眼要看清风往哪边吹，耳要听得见细微风声，嘴要管得住，该闭就闭。这几个字，对当时许多人来说就是一道门槛。 等到相关准备逐渐到位，针对“那些不怀好意之人”的安排铺开，九号楼里多了一点轻松的味道。 有天他在家里哼起京剧《空城计》，论阴阳，如反掌，保定乾坤，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唱词本是戏曲里的故事，放在那几年，总让人想到他对形势的判断：风平浪静的表面下，他对“城外”的动静门儿清。 这些事情，当时家里人几乎一概不知。 叶剑英的侄女后来回忆，说父亲对那段经历守口如瓶，家里连只言片语都听不到。 一切等到尘埃落定，再从别人的记录、回忆里拼凑，才明白，当年那些半夜搬家的电话、收音机的杂音、九号楼的来来往往，并不是生活琐事，而是那几年高压之下的一套活法。 他习惯用脚步和沉默，把态度落在一次次提箱出门的动作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