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友担任南京军区司令员，担任政治委员就有七位，说明中央军委对他的重视，其中第一政治委员柯庆施还是副国级领导干部，这样的配置放眼其它军区都难以企及。 当时一提南京军区，很多人先想到的不是战备，而是这个架子：一个司令员，七个政治委员，第一政委还是柯庆施。 谁都明白，这样的搭配，是中央把分量压在这里的意思。 班子里头，有个不怎么扎眼的身影，经常站在人群稍后一点，叫杜平。 一九零八年，他出生在江西乡下，屋里家当不多，读书的心气不小。大人省吃俭用让他念书，他就抱着几本旧书一路啃，从村里的私塾挤到中学，后来去了湖南长沙的群治学校。 也就是在那里，他碰上了新东西。 校园里开始有人传阅进步刊物，讨论农民、工人、革命，还有马克思主义。 杜平听得多了，心里有了个底。一九二九年，他参加党的秘密农会，跟着做地下工作。 第二年参加工农红军，光荣入党，走上了真正的革命路。 红六军给他排的岗是宣传干事。战士文化参差，有的连名字都写不全，让他们听懂什么马克思主义、什么剥削，不能照书念。他就改用大白话，举村里地主、长工、交租、打短工这些事说理，战士慢慢跟着点头，觉得不是空话。 抗战时期，他做到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 仗打之前，他爱把指挥员、骨干叫在一起，摆地图、讲任务；仗打完，把人再叫回来，总结得失。 次数多了，大家说这个政工干部有点诸葛亮的味道，“诸葛军师”这个称呼就这么粘上了。 抗美援朝爆发，杜平被派到前线，担任志愿军政治部主任。 朝鲜战地风雪大，人心更容易散，他一边组织动员，一边办起《志愿军报》。报纸上有战报，有经验，也有国内消息，战士在坑道里轮流读。纸不多，作用不小。 一九五一年，志愿军代表团回国参加国庆，他带队站在天安门广场，许多战士都记得，是这个政工干部在炮火中给大家送过那张报纸。 一九五三年前后，停火在望，部队开始撤回。他忽然接到毛主席从北京打来的电报，要他火速进京。 到了才知道，中央考虑让他出任中国驻朝鲜大使，这在别人眼里是好差事，在他那里却不是。 从早年起，他就不抽烟不喝酒，在部队都少见，更别说外交场合那一桌子的应酬。 性子偏沉，不善寒暄。他觉得自己上这种岗位，怕的是帮不上忙。 于是先去找彭德怀，把心里话说透，说自己没外交经验，还不习惯在烟酒里周旋。彭德怀从大局劝他，说这是信任，话说到后面，也看出来老战友不是矫情。 两人后来一块去见毛主席。杜平当面把顾虑讲明白，毛主席听完，笑着说，不喝酒也能干外交，关键是人靠不靠得住。中央最后还是换了人选，他继续留在部队体系里，把政治工作抓紧。 几年过去，他的名字出现在南京军区的任命上。 一九六三年春天，他去那里担任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的气氛，他早有耳闻。司令员许世友，以刚烈、爱喝酒出名，举起杯子来跟喝水似的。军区里抽烟喝酒像家常饭，很多话是在杯盏之间说开。 新政委到任那天，许世友亲自到门口迎。几句寒暄之后，他半开玩笑又有几分认真地问了一句：“你不抽烟也不喝酒，咱俩能不能一起干？”周围人等着看笑话。 杜平不绕圈，说烟酒自己是不沾，政工工作有信心，事情交给他放心。 许世友愣了一下，大笑，说今后谁也别在政委面前劝酒，要喝冲他来。 这句话一出，规矩就立起来了。只要杜平在场，酒瓶子往边上放，没人再拿“感情深不深看几杯”说事。生活上，许世友也往前迈了一步，知道他和爱人长期两地分居，多次帮着跑协调，最后把妻子调到南京军区，家安下来了，人干起活来自然更踏实。 许世友抓军事，盯演习、战备，说话快，脚步也快。 杜平守在另一头，跑连队，开会谈心，战前把话说清，战后把账算清。一个把刀磨锋利，一个把人心拢紧，军区的脾气就慢慢有了章法。 战士遇到想不通的事，愿意去找这位不喝酒的老政委。办公室里常常是他端着茶杯听，听完才给两句点拨，不高声，不训人。 南京军区那几年，思想工作扎实，部队劲头足，很多人后来提起，都说有他在，心里稳。 按时间排下来，杜平这一生，从江西穷屋子里走出来，在长沙课堂上接触新思想，在红六军、一二九师做宣传，在朝鲜战地办起《志愿军报》，又到南京军区和许世友做搭档，一路都是围着人心和信念打转。 七个政委配在许世友身边，有能喝酒的，有善于摆大局的，也有像他这样宁愿守着一杯清茶的人。表面上不一样，凑在一块，才撑起一支军区真正的底气。
